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1894年4月17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以下简称：赫鲁晓夫）生于俄国库尔斯克省卡里诺夫卡村。他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家里有一位年长他两岁的姐姐。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接受过四年的学业，他的老师丽迪娅·舍甫琴科使他接触到了一些沙俄时代违禁书籍，并鼓励他继续接受教育。在当时保守的俄国乡村普遍信奉东正教的环境中，这位女教师却能挣脱种种樊篱，既参加过革命活动，又是一位无神论者，在她的启蒙教育下，赫鲁晓夫有了萌芽的政治觉悟，懂得了社会的不公，知道了普加乔夫起义，并开始抵制自幼从乡亲们那里、尤其是从他母亲那里所受的宗教影响。但家庭糟糕的经济状况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

1908年，父亲谢尔盖·尼卡诺维奇毅然离开了对农民来说很难舍弃的故土，领着赫鲁晓夫全家来到了乌克兰顿巴斯矿区的尤索夫卡（1924年改名为斯大林诺，1961年又更名叫顿涅茨克）谋求生计，父亲在附近的乌斯片斯克矿做矿工，克列尼娜·伊凡诺夫娜在家里替人浆洗衣服，赫鲁晓夫则每天步行到4俄里外的学校去读书，放学后和休息后就为矿上刷洗锅炉。14岁的赫鲁晓夫在工厂中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钳工。

1912年4月，西伯利亚连纳金矿的6000名矿工因不堪遭受资本家的欺压和凌辱举行罢工，遭到了沙皇宪兵部队的残酷镇压，500多名矿工被打死打伤。这一暴行像飓风一样冲破了斯托雷平改革所造成的“沉静”气氛，俄国各地的罢工斗争迅速掀起，彼此呼应，赫鲁晓夫等人也组织了所在工厂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同样遭到了军警的镇压，赫鲁晓夫等罢工领袖也因此被厂方开除。5月，赫鲁晓夫来到鲁钦科夫附近的法国人经营的矿井工作。到鲁钦科夫附近的矿井工作期间他参与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活动。他还曾一度打算移民美国。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赫鲁晓夫所干的机械装配工属后备役行业，他被免服兵役。在此期间，他参加并领导当地的罢工和反战示威活动。

1915年3月，赫鲁晓夫参与领导了鲁钦科夫矿的大罢工，并且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与此同时他仍然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并将书中讲述的情况同俄国的现实加以对比，譬如他在读左拉的《萌芽》时，觉得左拉描写的好像不是法国，而是俄国，并由此认识到，不论在法国还是在俄国，工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他在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讲座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赫鲁晓夫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理解仍然是肤浅的。

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灭亡。赫鲁晓夫如愿以偿地被选进了鲁钦科夫矿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且是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逮捕当地警官，解散反动警察，建立工人纠察队等诸项活动将他忙得不亦乐乎，此外他还在布尔什维克鼓动成立的一个革命军事委员会任职。他在工人中的威信和影响日益提高。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政权转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在顿巴斯的其他地区，苏维埃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权和平地转入了它们的手中。但在尤索夫卡的苏维埃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却占据了多数。直到1917年12月，在工人的压力下他们才被迫进行了改选，布尔什维克在尤索夫卡地区的领导人雅科夫·扎马尔耶夫被选为苏维埃主席。赫鲁晓夫在此事中出力不小，因而被选为采矿工业五金工人联合会主席。

然而，从总体来看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力量还是比较薄弱，基辅的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中央拉达”的手中，沙皇将军卡列金的部队则威胁着该地区的南部。顿巴斯布尔什维克党因此组织鼓动成立了工人赤卫队，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赤卫队第一团，并和他的工人伙伴达尼洛夫一起领导鲁钦科夫矿工人营。就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赫鲁晓夫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工人赤卫队的武装斗争取得了不少胜利，但还是未能阻挡住自卫军队的进攻。

1918年春，外国反动势力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其中德国军队开进了乌克兰，紧接着德军与“中央拉达”相勾结建立了傀儡政权，白色恐怖随之而至，赫鲁晓夫等人成了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为免遭不测，他和家人一起迁回了故乡卡利诺夫卡村，在鲁钦科夫的煤矿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农业地区的革命委员会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他又响应党的召唤，抛妻别子，奔赴了刚刚爆发的国内战争前线。起初，赫鲁晓夫在一个步兵师的政治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1918年夏参加了察里津（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同年秋天他被安排到了新组建的红军第九军政治部任职，1919年春开始担任该军第九步兵师七十四团二营政委。

1920年底，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赫鲁晓夫卸去戎装，重新回到了鲁钦科夫矿，鉴于他的资历和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他被任命为这个矿的副矿长。赫鲁晓夫回到家乡顿巴斯。这里虽然已解放，但仍是废墟一片。赫鲁晓夫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1922年，顿巴斯矿区发生饥荒，甚至发生了可怕的吃人事件。乡村比矿区的情况更糟。我的前妻死于1921年的饥荒之中。她的死使我悲痛欲绝。我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孩子我的儿子列昂尼德和我的女儿尤利娅。”

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张活跃市场，试图通过国营商业和私人商业的平等竞争而最终战胜私商。但起初在竞争中公商多处于劣势，赫鲁晓夫所管辖的地区也不例外，为此他深感焦虑，几乎每天都要到市场了解情况，然后再到工人合作商店里发一通脾气，提几条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多来自调查研究，所以一般来说都能行之有效。鲁钦科夫矿的生产恢复和赫鲁晓夫的工作实绩都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并因而决定对赫鲁晓夫官升半级，让他去担任帕斯图霍夫矿的矿长。但赫鲁晓夫却出人意料地表示拒绝，并请求解除他的党内职务，因为他想去尤索夫卡矿业技术学校附设的工农速成班读书（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经过种种努力，他的愿望得以实现，1923年他进入了该校。

进入矿业技术学校后，赫鲁晓夫当上学校的党委书记。赫鲁晓夫只好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分作两半，一面像普通学生那样读书上课，一面协助校长处理学校的有关事务，如整理、美化校园，建立供学生实习的校办工厂等。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

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了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了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曾短暂地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然而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事后从未承认。

1924年底，赫鲁晓夫从工农速成班毕业，被任命为顿巴斯彼得罗夫斯克一马林斯基区的区委书记，该区包括一个较小的城市、3个大市镇、11个村庄和彼得罗夫斯克煤矿。区党委设在彼得罗夫斯克，区苏维埃执委会则设在马林斯基村，赫鲁晓夫终日在两地穿梭，与区执委会主席一同协商问题，指导工作，全身心地致力于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1925年12月，第十四届联盟共产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是这次大会的代表之一。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等人被请进了位于加雷特尼大街的苏维埃大厦下榻。由于在座区的划分上大会给了产业工人集中的顿巴斯地区党组织以特殊的优待，加上赫鲁晓夫总是最早到场，他的座位便在中区第一排最中央一个座，与在主席台正中就座的斯大林相对，而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他对斯大林越来越崇敬、拜服。

1926年12月，赫鲁晓夫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9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了自己上司莫伊谢因科的下台。

1927年，顿巴斯的煤产量已超过战前，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进一步得到改善，有些城镇甚至还建起了文化室和电影院。赫鲁晓夫也因其政治上可靠、工作上突出，引起了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的注意。

1928年的某一天，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召到了当时的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告诉他想让他担任乌克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据卡冈诺维奇对赫鲁晓夫讲，他之所以想让他担任该职是因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出身的委员寥寥无几；作为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来中央任职便可增加中央组织的工人成分。但据赫鲁晓夫分析，卡冈诺维奇此举的真正原因是为了扩大自已的势力。赫鲁晓夫最开始拒绝，但最后又找到卡冈诺维奇，说他愿意接受组织安排，只是一有机会最好能把他调到别处。这样他便在乌克兰中央组织部长尼·涅·杰姆钦科手下干起了副部长。赫鲁晓夫对组织部的工作感到枯燥，于是他再次去找卡冈诺维奇，催他兑现允诺。不久卡冈诺维奇就答应让他去基辅市担任组织部长。但在基辅的工作很难打开局面，卡冈诺维奇又上调到联共（布）中央任职，赫鲁晓夫感到前途茫然。

1929年，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了培养大企业领导、共和国及中央一级的经济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创办了一所工业学院，招生对象是工业企业的党员领导者，并规定对工人出身的企业干部优先考虑。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自己基本符合条件，加上此时他正感到在基辅难有作为，于是决定弃官求学。但赫鲁晓夫入学也花了一番周折，校方认为赫鲁晓夫是党务干部，应当转到联共中央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去。赫鲁晓夫虽争辩说他曾在尤索夫卡的煤矿长期任职，而且出身特别贫苦，但都无济于事。不得已他只好请求卡冈诺维奇出面相助，没出几天他便顺利入学。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响应学校党委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则很快成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并认为她会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现，事实上一直在推荐他的是卡冈诺维奇。

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

1931年，根据卡冈诺维奇的推荐，赫鲁晓夫当选为鲍曼区委第一书记。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取代了米·留京，当上了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因为留京提出了一项反斯大林纲领，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留金被流放。赫鲁晓夫自己认为，当上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肯定又是在党的阶梯上往上爬了一级。又过了六个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的第二书记，但他仍为不能读完工业学院而感到难过。不过，赫鲁晓夫经受住了考验，他于1932年当上了莫斯科省委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

1934年，赫鲁晓夫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入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的选举程序在赫鲁晓夫看来，是“十分民主的”：他得的反对票和斯大林得的反对票一样多，都是六张。“这意味着我所处的地位比得上斯大林”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5年，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交通人民委员，免去了在莫斯科党组织内的职务，赫鲁晓夫被提升，接替了卡冈诺维奇的职务，成为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这是一个要职，因为当时的莫斯科州包括后来苏联的图拉州、卡卢加州、梁赞州和加里宁州。

这两项工作都代表着现代化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地下铁路。按赫鲁晓夫的说法，当时人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做是不可思议的事，甚至在后来考虑进行宇宙飞行时也没有这样为难。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工程动用了七万多人。赫鲁晓夫几乎每天都要穿上工作服，视察正在施工的隧道，检查进度，帮助解决问题，有些技术问题甚至要向斯大林汇报。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曾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并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导致了严重的事故。尽管地铁的修建未能在计划日期内完成，赫鲁晓夫还是被授予列宁勋章。

1934年12月1日晚，卡冈诺维奇急电赫鲁晓夫，称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暗杀，要组成一个代表团到列宁格勒去，代表团成员包括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再加上从莫斯科党组织和莫斯科工人阶级里选派的60个人。由他率领代表团去列宁格勒，守灵后伴送基洛夫的遗体回莫斯科。赫鲁晓夫直接赶到莫斯科市委，凑齐了一个代表团，当夜就动身去了列宁格勒。

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发出关于基洛夫惨遭暗杀的秘密信，警告各地党组织“要防止政治上泰然自若和庸俗的粗心大意”。信里说：“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政治清洗开始了。

在这大恐怖的浪潮中，赫鲁晓夫一方面宣传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要求各级党组织提高警惕，强调“基洛夫同志被刺事件表明，敌人越是处于绝望的境地，他们就越是要采取一切手段，直到恐怖手段，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注定要遭到灭亡”；另一方面，他仍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基本建设上。他在大清洗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动员舆论，视察监狱等等，他没有亲自去审判和处决人。但他也没有替那些他认为忠诚的老同事、老部下说情，他认为自己不能干涉内务部的工作。1937年，在莫斯科选举党代会的代表时，被列到选票上的一位同志遭到内务部的反对，赫鲁晓夫只得把那人从名单上划掉。当他视察监狱时，发现曾与之一起在鲍曼区工作的同事特列瓦斯被关在那里时，他也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当时，奥尔忠尼启则请求赫鲁晓夫为维萨里翁·洛米纳泽说情，使之免遭杀害，但赫鲁晓夫拒绝了，他的回答是：“我无能为力。因为洛米纳泽是一个的反对派分子，党有充足的理由谴责他。”奥尔忠尼启则看到无力阻止这种大恐怖，便开枪自杀了。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美国安赫斯特学院教授威廉·陶布曼在《赫鲁晓夫：他和他的时代》中写道：“在大清洗运动中，赫鲁晓夫始终站在斯大林一边。他在莫斯科时期，38名市、区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幸存，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0人幸存，63名当选的莫斯科党委成员中有8人幸存。1937年政治局分配给他逮捕35000名‘人民公敌’的名额，其中5000人要处决，赫鲁晓夫适时地报告说，逮捕了41000人，处决8500人，还要求说，有两千名前富农逃进了莫斯科地区，也应该逮捕。‘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前进。’他在公开处决托派分子的现场说。”

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但赫鲁晓夫也很快遇到了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了，他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了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由于大清洗的浪潮使乌克兰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到1937年12月，没被镇压的乌克兰高级领导人只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西奥尔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邱巴尔，而斯大林并不信任他们。乌克兰共和国不能瘫痪下去，斯大林需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去领导和控制乌克兰，他选中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得到了主管干部工作的联共中央书记处人事部部长马林科夫的支持，后者把自己的副手布尔米斯坚科派给赫鲁晓夫，又从联共中央机关和莫斯科党组织抽调了一批得力干部对他援助。

在此前的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成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会上，赫鲁晓夫被提名取代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之后，1938年1月29日，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公告，宣布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赫鲁晓夫担任代理第一书记。直到1938年6月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例行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后，赫鲁晓夫才正式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基辅州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时，大清洗的浪潮开始渐趋平息。赫鲁晓夫看到他的许多老相识，包括他当组织部长时的老上级――基辅州委第一书记杰姆钦科都被镇压了，这引起了他的疑虑。他开始注意和过问基辅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工作，设法保护了他所信任的基辅市委第二书记切列平。然而此时全国的肃反运动并未结束，赫鲁晓夫在这方面仍不敢稍有马虎。1938年5月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许多坏蛋、变节者和叛徒钻进了基辅的党组织。他们是外国的间谍。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以便动员起来，更加团结一致；以便我们有力地打击工人阶级的敌人，打击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乌克兰党中央对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38年夏它在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只有在联共中央派了一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到乌克兰来领导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无情地彻底铲除了人民的敌人一一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其他一切特务垃圾等。”

尽管如此，也还是有人在试图陷害他，卢卡绍夫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时很欣赏和亲密的一位下属，负责莫斯科工人合作社蔬菜和水果的采购事宜，赫鲁晓夫来乌克兰时特意将他委以乌克兰国内贸易人民委员的要职。可有一天，卢卡绍夫突然被捕，被捕后硬逼他承认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职时让他到波兰和立陶宛采购洋葱种子实际上是去执行一项与国外反动组织建立联系的秘密政治任务。虽然卢卡绍夫拒不承认，后来又被释放，但赫鲁晓夫仍亲自跑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解释了购买洋葱种子的缘由和经过，但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忠诚深信不疑。

1938年，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但他实际对各级干部的惩罚主要是降职使用。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来乌克兰，并不是来搞大恐怖的，而是要把乌克兰的工农业搞上去。赫鲁晓夫还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

1939年，赫鲁晓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此时已升任政治局委员，但与德国签约一事他并不知晓。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波兰国家和政府已不复存在，但出于对波兰境内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保护，红军开进了波兰东部，将1921年《里加条约》划属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己有。赫鲁晓夫作为基辅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随红军去接收西乌克兰，按照苏联的制度整顿它。西乌克兰共产党和波兰共产党一起，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解散，其成员也被作为煽动分子、叛徒、毕苏斯基的代理人而被清除了。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建立了党政机构，随后，在那里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集体农庄。赫鲁晓夫称1939年“发生的特别令人高兴的事件是伟大的乌克兰人民重新合并为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但是，乌克兰人只在农村地区占数量上的优势，而在利沃夫等大城市，大部分居民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大量的波兰难民也涌了进来，西乌克兰的民族独立倾向更强，苏联政府在短时间内难以使这一地区成为抵抗德国侵略的巩固阵地。

随着各项工作成就的取得，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威望越来越高，已有几个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母校顿涅茨工学院也改用他的名字命名。1941年，庄稼长势喜人，老人们都说这将是乌克兰历史上收成最好的一年，工业生产形势也很好，煤产量日益上升。1941年6月中旬，赫鲁晓夫被斯大林召到莫斯科，当时战争爆发的风声很紧，赫鲁晓夫立即请求回到基辅。6月20日，赫鲁晓夫回到基辅。6月22日凌晨，苏德战争爆发。

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曾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可红军在基辅遭到了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将领突围逃离。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了65.5万名俘虏，根据苏联的说法，被围苏军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中称，当他在战前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鲁晓夫回忆录则说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了布琼尼的位置。他在回忆录痛心疾首的说：“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1942年5月12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向哈尔科夫一带的德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刚开始几天反击进展的十分顺利，然而在5月17日德军从侧翼发起钳型攻势，使苏军陷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斯大林拒绝撤销反攻计划，苏军最终遭到德军的围歼，共损失了26.7万人，其中被俘20多万人。战后斯大林解除了铁木辛哥的职务，解散了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决赫鲁晓夫，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赫鲁晓夫于1942年8月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他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期间赫鲁晓夫有一次险些被炸死。1942年11月，赫鲁晓夫重返斯大林格勒前线，任政治委员。12月中旬，赫鲁晓夫来到上察里津斯克，见到了德国共产党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当时他在前线通过扩音器向德国人进行反战宣传。赫鲁晓夫还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提出一份反攻计划，可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在他们之前接受了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了城市，并将德国第6兵团约33万德军全部围歼。

赫鲁晓夫以少将文职人员的身份参加了整个战役，在生死考验的紧要关头，与一批重要的军队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些人包括朱可夫、叶廖缅科、莫斯卡连科、格列奇科与利诺夫斯基等，这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之后，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在战斗中坠机身亡了。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并判在劳改营里服刑5年。她的女儿尤莉娅由赫鲁晓夫夫妇来抚养。

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了库尔斯克战役。他对莫斯科总指挥部声称德军一个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协攻下攻占了哈尔科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乌克兰的东部大门。赫鲁晓夫进入该城后，在8月30日组织了庆祝哈尔科夫解放的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打败了敌人，但是还没有把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还很顽强，我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应该争取解放乌克兰的首府——我们光荣的基辅。”

9月底，几个方面军强占了第聂伯河的多处渡口。10月22日，最高统帅部把在乌克兰作战的所有方面军改称乌克兰方面军，赫鲁晓夫任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事委员兼政委。由于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赫鲁晓夫已从上次哈尔科夫战役失利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被授予了一枚军功章——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他从哈尔科夫的失利中吸取了教训，又从哈尔科夫的收复中找到了自我。他为自己曾在参与斯大林格勒与库尔斯克重大战役的几个方面军中担任过军事委员会委员而感到得意。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指挥的干部配备中，除了增添了副司令员格列奇科之外，还增加了一位政治委员。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很明确，准备让赫鲁晓夫兼顾乌克兰共和国的战后恢复工作。

1943年11月6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解放了基辅。清晨，赫鲁晓夫等领导人驱车直接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大厦。然后视察了城市的各个地区，眼前的乌克兰和三年前比早已面目全非了。战争给乌克兰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

1944年2月6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仍然担任着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3月，苏军再次发动进攻，但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重建这个共和国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恢复乌克兰的秩序。

1944年4月17日是赫鲁晓夫50岁的生日。这天，各家报纸不但发表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苏联人民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生日贺词，而且还刊载了作家雷利斯基和季钦娜等人的回忆文章。报纸上还刊登了授予赫鲁晓夫第二枚列宁勋章的决定。但与他在前线有生死之交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的葬礼在这一天举行，赫鲁晓夫作为瓦杜丁生前战友参加了葬礼，并讲了话。

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了75万名士兵。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训练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了民族主义游击队。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赫鲁晓夫同时逮捕了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

1945年1月，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召到了莫斯科，让他去帮助波兰人恢复刚获解放的华沙的市政公共设施。斯大林解释说，之所以安排他承担此项任务，是因为考虑到他在迅速恢复城市基本建设方面经验比较丰富。赫鲁晓夫听后甚感得意，虽然还未去华沙，但当场就向斯大林阐述了他的“恢复”计划：第一是恢复电力生产；第二是检修供水设施；第三是弄好排污系统。到达华沙后，赫鲁晓夫把他从苏联带来的和波兰自己的工程师分成三组，让其分别负责电力、供水和排污，结果发现这三个方面的设施都只是外部遭到了破坏，修复起来并不费事，不久他也便圆满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3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重建工程参加者大会上发表了演讲，演讲中着重强调了苏波之间的兄弟情谊。斯大林对他的波兰之行非常满意。

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把手头的最重要工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把恢复乌克兰工农业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他把工农业主管人员召集在一起，一场大规模重建工作拉开帷幕。乌克兰经济恢复工作的问题很多，尽管这一工作进行了差不多已经有一年，但离斯大林的要求仍很远。斯大林对乌克兰这一粮仓的期望是，为战后的苏联提供足够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生产水平只相当战前的25％。

赫鲁晓夫一方面不辞辛劳地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经常到乌克兰各地巡视察。1945年7月，他视察了乌克兰共和国的南部各州；秋天，他又在西乌克兰和原喀尔巴阡山下的乌克兰度过了几个星期。另一方面又对各项工作统筹兼顾，狠抓落实。由于他的不懈努力，由于疏散物资的回迁和人们陆续地返回车间与家园，也由于战争激发出的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各项重建工作迅速取得了进展。1944年乌克兰基本完成了本年度的谷物收购任务，到1945年10月，乌克兰的煤炭产量已恢复到战前的40％，钢为23％，生铁30％，锰54％，有4000多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3000多个手工合作社恢复生产。农业播种面积达到战前的71％，粮食和甜菜产量分别达到战前1940年水平的80%和50％。至于民族主义分子的暴乱，赫鲁晓夫实施了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了110825名“匪徒”，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而对乌克兰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家，赫鲁晓夫则采取了尊重和鼓励其发展的态度。

尽管如此，1945年乌克兰仍未完成粮食征购计划，因为数万顷的谷物和玉米直至11月份还没收割，既缺人力，又缺机器。为了补救，只有加强春播，可是由于农庄里缺少机器、马匹和耕牛，播种时只得使用奶牛，这又影响了牛奶的产量。夏季炎热，旱灾从摩尔达维亚开始，蔓延到西南部，不仅影响到整个乌克兰，而且还影响到伏尔加河流域。旱灾的受灾程度比1921年严重，与1891年相似。

12月，赫鲁晓夫预感到1946年的生产计划无论如何难以完成。他指派了一个以斯塔尔钦科为首的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小组，对这一年乌克兰的实际产量进行预测和估算。小组考察研究后向赫鲁晓夫提交的数字是180万一360万吨之间。而国家的定额是720万吨。赫鲁晓夫感到事态严重，于是指示人民委员会各部准备一份呈送苏联部长会议的文件，文件中要求政府发放粮食定量分配卡，将一部分农产品供应给农村居民，并救济灾民。斯大林给赫鲁晓夫发来了一封电报作为答复，其中申斥赫鲁晓夫在文件中所附的数字试图表明乌克兰自顾不暇，粮食定量分配卡的想法荒谬绝伦，这打碎了赫鲁晓夫想要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斯大林刚从索契休假回来，赫鲁晓夫就立即离开基辅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说明。他的报告准确地反映了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最终同意了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了斯大林对他的信任。

令斯大林不快的还有另外两件事，一件是关于春小麦问题，另一件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1947年2月，在斯大林的提议下，联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当时面临的农业问题。政治局委员安·安·安德列耶夫作了报告，据此作出了《关于战后时期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这个决议含有对赫鲁晓夫施压的意图，因为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过，春小麦不适合乌克兰，在乌克兰春小麦不如冬小麦高产，乌克兰南方更是如此，赫鲁晓夫认为应该让集体农庄选择该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但斯大林坚持认为，春小麦能在乌拉尔获得高产，也一定能在乌克兰肥沃、乌黑的土地上取得好收成。结果，不顾赫鲁晓夫的反对意见，中央全会的决议仍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春小麦的生产异常落后。全会认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逐年减少春小麦这种珍贵粮食的播种面积，而把肥沃的黑土用来播种价值比较小的饲料作物特别是大麦，这是不能容忍的。1947年乌克兰地区集体农庄的春小麦播种面积应当比1946年增加18.2万公顷，而达到75万公顷，保证以后几年继续扩大春小麦的播种。”

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执行斯大林的要求。战后初期，苏联百业待兴，经济恢复工作干头万绪，各级党政干部都把精力放在了恢复经济的工作上，相对而言，社会政治气氛比较宽松。加上1946年乌克兰又遭旱灾，赫鲁晓夫便对意识形态有所放松。但是，斯大林却没有忘记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他要肃清苏联士兵越境作战所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影响。1946年8月，联共中央向列宁格勒的《星》和《列宁格勒》开刀，称这两个杂志诽谤苏维埃制度，列宁格勒市委受到尖锐批评。联共在8月24日作出的决议中称在莫斯科剧院里，旧戏、坏戏、国王、可汗、贵族统治舞台；决议还认为，在现代戏剧丑化人民，文学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受到批判。由于贝利亚的内务部时时注意着乌克兰的状况，斯大林从这条渠道的情报中感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存在的问题在乌克兰也很严重，赫鲁晓夫放松抓党员干部学习的做法更令他恼火。斯大林担心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会日益增长，于是，1946年7月26日，联共专门做出了《关于乌克兰党组织对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员的训练、选拔和配备问题的决议》，指出乌克兰党组织低估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忽视了“对报刊上出现敌对的资产阶级思想组织大规模的批评”。赫鲁晓夫自然要对此承担责任。

以上种种情况，似乎使斯大林改变了对赫鲁晓夫的态度，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前途不妙。1947年3月，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后不久，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他在乌克兰需要什么帮助的问题，赫鲁晓夫心里明白，这是他将被撤换的信号。于是1947年3月3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决定把人民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分开。全会选举卡冈诺维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新领导到任约10天后，赫鲁晓夫又以“个人请求”的方式被解除了基辅州委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保留了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虽然他仍是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已不那么信任他了，报纸上关于赫鲁晓夫的报道浙渐消失了，甚至在6月召开的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身影。

政治生涯上的失意对赫鲁晓夫的健康也是个打击，这一段时间，他屡受挫折，一直卧病在床，休息了很长时间。病愈后，赫鲁晓夫继续负责农业生产，卡冈诺维奇则负责恢复工业生产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乌克兰得到了联合国价值两亿多美元的物资，其中有粮食、医疗用品、生活日用品等。乌克兰从这些援助中渐渐恢复了元气。1947年获得了好收成，还提前完成了任务。乌克兰和全苏的食品供应情况开始好转，这样一来，年底就可取消粮食定量供应卡。工业企业开始恢复元气，1947年乌克兰的工业生产产量提高了30％。

但卡冈诺维奇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旨意，开展反对所谓民族主义的斗争，乌克兰许多作家和诗人受到冲击。令乌克兰人深感紧张。帕托利切夫因忍受不了卡冈诺维奇的指手画脚，请求斯大林把他调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则不去过问和干涉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进行的意识形态清洗工作。卡冈诺维奇对许多党员、干部进行政治迫害的消息传到了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给赫鲁晓夫打来了电话询问为何卡冈诺维奇的备忘录上没有他的签名。赫鲁晓夫解释称这些备忘录所波及的不是政府的事务，因此不需要他的签名。斯大林则表示他已通知卡冈诺维奇，将不再接受由卡冈诺维奇单独签署的备忘录。此事表明，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信任业已恢复。同时，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47年12月，卡冈诺维奇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卡冈诺维奇走后，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务分开，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重新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就许多方面而言，1948年可算是决定性的一年。年初，隆重纪念了苏维埃乌克兰成立三周年。成千上万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被授予勋章和奖章。其中获得列宁勋章的有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仍然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乌克兰的农业上，但他也密切注视着工业和铺设从达沙瓦到基辅的煤气管道工作的进展情况。

1949年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对于赫鲁晓夫来说，这也是在乌克兰最美好的一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的竞赛中，乌克兰超过了白俄罗斯和苏联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由于乌克兰在农业方面的成就，乌克兰的形象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变得高大起来，赫鲁晓夫的威望也因此而提高了。斯大林又开始器重他，多次指示他，要他对一些农业问题，诸如牲畜饲养，农作物浅耕耕作法等提出报告，并把报告登载在《真理报》上，作为向全国推广的范例。这一年，在基辅举行了乌克兰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继续当选为乌克兰第一书记。他一方面继续抓农业，另一方面出席诸如教师、建筑师的各种会议，监督重建克列夏季克大街，宣传中国小米的优点，并且还腾出时间组织斯大林70岁寿辰的庆祝活动。正在这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并使赫鲁晓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

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了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招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赫鲁晓夫回乌克兰安排好政务后，在1949年12月21日，即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会之前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党政最高领导毛泽东。

在此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利用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处决了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斯大林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他们陷入麻烦。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的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解决了市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同时他还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了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真理报立即修正了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众人纷纷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然而幸运的是，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

1952年10月，苏共十九大代表大会如期举行。斯大林因身体有病不能作工作报告，工作报告由马林科夫来作。赫鲁晓夫受委托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的一条修改是“把党原来的名称，即全联盟共产党改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在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建议选出由25名正式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主席团。不久，斯大林建议从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少的执行局，在这个执行局中，斯大林又挑出五名”主席团委员，其使命是处理国内的重大问题。这五人为：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的地位又提高了。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了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在医生对斯大林的病情作出诊断，确认他已无法重新工作并将不久于人世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于1953年3月4日至5日在马林科夫的主持下举行了连续两天的会议。会议就党和国家组织机构的调整、新领导集体的组建、某些政府部门的合并和一些重要部门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决议。马林科夫等人为了使赫鲁晓夫集中精力从事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被解除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3月5日晚8时至8时40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了联席会议，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赫鲁晓夫先请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通报了斯大林的病情，然后请马林科夫讲话。这次包括介绍斯大林的病情占用的时间在内的联席会议结束后1小时又10分钟，斯大林逝世。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的敌人。”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达到此目的，“人民的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诚实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

1953年3月6日，星期五早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就像列宁逝世后所采取的“集体领导”方式一样，由中央主席团的10位成员组成了权力机构。新的中央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其中由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组成的第一个“三人执政联盟”一开始占了上风。他们都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表了讲话，他们的大名也都赫然列于中央主席团的名单之首。然而，这个执政联盟只是徒有虚名，真正起作用的其实是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组成的执政联盟。莫洛托夫虽然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但他并未掌握苏联真正的权力；他仅掌管着外交部以及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权力也很有限。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掌控着党的全部机构一所有的州委、市委及中央委员会的所有下属部门。此外，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朱可夫的鼎力相助。布尔加宁的政治权势不算大，但他执掌着全苏武装力量的帅印，且朱可夫和赫鲁晓夫两个人在一起足以担当起重大的领导责任，因为朱可夫在军队将领中亦深孚众望。

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批准了马林科夫关于解除他苏共中央书记的请求，选出了由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夏塔林和伊格纳捷夫5人组成的书记处。这样在斯大林逝世前后10天左右的时间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便完全形成了。在这个新的领导集体中，由马林科夫主持部长会议，伏罗希洛夫主持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则由赫鲁晓夫主持。这段时间里，赫鲁晓夫主要致力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设立第一书记的职位，但实际上是由赫鲁晓夫主持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全面工作。也只有他一人既是书记处的书记，同时又是中央主席团委员。而且，赫鲁晓夫还被任命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主席。不过，在斯大林的葬礼上作主要讲话的还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这一时期，苏联的管理方法和作用机制已经不能适应苏联工业的发展水平了。除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外，大多数领导人都是赞成改革的：必须摒弃斯大林那些过时了的实践和理论，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制的基本特征，破除个人迷信和崇拜。

但在表面上十分和气的主席团当中，权力斗争的暗流正在涌动。斗争首先是在马林科夫左右两侧的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之间展开的，而马林科夫则一时成了他们两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从名义和地位上讲，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在部长会议中，贝利亚都是仅排在马林科夫之后的第二号人物，而从力量和权势上讲，他可谓兵多将广，权倾朝野。对于斯大林身后的领导班子问题，贝利亚早有打算，就此所采取的行动也很神速。还在3月4—5日的主席团常委会召开之前，贝利亚就找马林科夫谈了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照顾到了马林科夫的利益，因而两人也便很快达成了一致。于是，在3月4—5日的常委会上两人相互提名，你唱我和。

赫鲁晓夫在新领导班子的组建问题上所花费的心思也并不亚于贝利亚。还在为病危的斯大林值班守护期间，赫鲁晓夫就对好友布尔加宁说：“斯大林已病人膏肓，他死后怎样组建领导班子？我担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抢夺内务部的领导岗位。他干吗需要这个岗位？这是为了攫取国家机关这个位置，有机会安插间谍以监督政治局委员，窃听、监视、制造事端，进行阴谋活动。而这对党来说会导致极坏的后果。不允许这样做，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葬送。”布尔加宁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在3月4—5日的常委会召开前夕，赫鲁晓夫也曾找过马林科夫，提出：“谈一谈，我们今后如何生活……”但遭到了马林科夫的拒绝：“现在有什么好谈的？人来到以后，再一起谈。开会就是为了这个。”赫鲁晓夫承认，他在听了这话后，有一种被排除在“局外”的感觉。所以在接下来举行的常委会上他变得格外警惕。

此时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刚刚上台后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了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1953年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了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同年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1953年1月，清除贝利亚和随后解除国家安全机关的权力是最重要的转折点。贝利亚被除掉后，赫鲁晓夫迅速从原来的第六把交椅窜升至第三把，并且于1953年9月15日被宣布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但此时他的地位尚不稳固。从1953年秋天到1954年，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展开了斗争：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了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于是赫鲁晓夫遭到了“寒流”。他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受到其他领导人的审查；后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农业会议也主要是由马林科夫班子的领导人所控制。此间执政的已故英国工党领袖贝尔纳在谈及他1954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印象时说，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成员中绝不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根本没有受到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所应享有的尊重。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了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不过，随着赫鲁晓夫的政治对手马林科夫辞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的地位逐渐得到了巩固。然而新的部长会议主席、国家机关和经济领域的新代表布尔加宁已经准备给党的机关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上明显的界限。但赫鲁晓夫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已非常明确地宣称，第一书记的任务是贯彻落实领导集体作出的决定，而不是自己作出决策。到了1955年的夏天和秋天，不懈努力的赫鲁晓夫终于在党的机关的帮助下，又重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赫鲁晓夫的亲信也大量进入中央书记处。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了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亲斯大林的保守派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领导人继续围绕是否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批判斯大林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主词条：苏共二十大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前后，就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内的一部分人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二十大召开之前，一部分主席团委员反对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经过协商，双方都做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在正式大会上，而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总结报告中不公开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但报告完后并没有就此进行讨论。在四个多小时的内部报告中，会场气氛始终热烈，不时发出激愤的喧哗声和不息的掌声。但是，在报告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接到一张小条子，上面写道：“政治局委员们，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允许这样大规模的暴行在我们国家发生？”这张条子反映了听众中一部分人对报告的不以为然。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内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批评、责难一齐向赫鲁晓夫袭来，说他的报告失之肤浅，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根源和恐怖活动的现实条件并未从理论层面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也仅仅局限于1934至1953年的这段时期。同时指责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没有揭露斯大林属下的诸多罪行。克里姆林宫的许多领导人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太草率、太过火，由此引发的后果赫鲁晓夫是要负全部责任的。1956年12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一次全体会议，会上宣布要对经济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赫鲁晓夫却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的地位又一次遭到威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极其巨大的震动。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了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了他执政时期的农业政策所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了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了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1956年3月1日，已经把经编辑改动不大的报告文本分发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干部，而3月5日报告文本的封面上的“绝密”字样已经改为“不供发表”，苏共中央的印刷厂里紧急赶印上万份赫鲁晓夫报告，并装订成红皮小册子，分发给全苏境内的所有各州党委会、各市党委会和各区党委会，中央委员会建议召开吸收工人、军人和知识分子中的分子参加的各级党组织、共青团组织的会议，会上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了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共产主义集团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

1956年赫鲁晓夫对个人迷信及大规模政治恐怖的清算，也在东欧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匈牙利、波兰，甚至因为对斯大林及其在东欧的追随者的清算，而引发了重大的社会动乱。赫鲁晓夫的政敌以此为口实，指出东欧动乱是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的结果，认为此举给了人民太多的民主，因而引发了社会下层政治火山岩浆的喷发。赫鲁晓夫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在“匈牙利事件”前后的半年时间内，赫鲁晓夫一直保持沉默。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一再宣称，自己是个比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还坚定的“斯大林分子”。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还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了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至800人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而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纷纷起来，揭发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罪行，寻找“斯大林分子”。许多基层组织中，这两方面的人常常争斗得十分激烈。在此基础上，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始形成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以苏联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为最激烈。苏共中央主席团曾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对社会舆论进行严密监视和报告，并不得不作出专门的决议，来消除在内部传达二十大精神和“秘密报告”的过程所出现的“敌对破坏行动”。在党的高层，对斯大林持猛烈批评态度的也逐渐增多和加强，其中以朱可夫将军最为突出。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还准备了一份在中央全会上批判斯大林的发言稿。

主词条：波兹南事件、波兰十月事件、匈牙利十月事件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在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了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了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的学生举行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反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作了苏军从匈牙利撤出的决定。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形成联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刚开始，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轮番发言，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说他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逼赫鲁晓夫承认错误并且辞职，否则，不排除逮捕他的可能性。赫鲁晓夫断然否定对他的一切指控，激烈的辩论整整延续了三天。最后表决，主席团以七票对四票通过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的决议。19日，由于自己曾经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便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长时间的辩论走漏了风声，在京的中央委员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的去留。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用飞机将外地的中央委员空运到莫斯科。在多数中央委员强烈要求之下，6月22日，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朱可夫严厉地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都作了报告，结果，多数中央委员支持赫鲁晓夫。全会的决议谴责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在六月事件之后，失败了的马林科夫一莫洛托夫集团的成员卡冈诺维奇曾从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哭着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认识你已经多年了。我恳求你别让那些人以他们在斯大林领导下对待人民的那种方式来处理我。”赫鲁晓夫答复卡冈诺维奇说，之所以把他们清洗出中央委员会，正是为了避免重演这样的历史。撤换了人便可以避免过去的灾难，赫鲁晓夫也是这么认识的。1957年6月，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集团进行了整整12天的辩论，最终把他们留在了党内。赫鲁晓夫遵守了诺言。这个派别集团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了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了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了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了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1958年3月底，布尔加宁也被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上拉下马；其继任者当然非赫鲁晓夫莫属。从此，在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同时，赫鲁晓夫又获得了行政权力首脑的职责和权威。为统一领导所有与战争相关的部门，又专门成立了一个最高国防委员会，赫鲁晓夫随即被委以该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此时的赫鲁晓夫已身兼数职，独揽了党、政、军各方的大权。从1957年6月起，赫鲁晓夫的对手被纷纷拉下马，且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着。1958年9月，布尔加宁也被宣布为“反党分子”，同年11月，他作了自我批评。1959年2月召开的二十一大上，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分别进行了自我批评。1960年5月，伏罗希洛夫被撤销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职务，7月，他离开了国家机构，并且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被指控为“坚持反党立场”。

1961年，为防止个人崇拜死灰复燃，赫鲁赫夫做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

1964年10月1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赫采取了特殊的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起，到14日最后决议通过为止，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隔离。当时，赫鲁晓夫正在南方黑海边的中央别墅中度假。苏共中央在主席团会议上作出决定，将来在中央全会上由苏斯洛夫作主要发言人；并已内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随后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通了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说主要讨论赫鲁晓夫关于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草案。赫鲁晓夫起初拒绝返回莫斯科参加会议。隔了一段时间，勃列日涅夫再度用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如他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会。讨论议事日程，这样赫鲁晓夫才同意去莫斯科。飞机到莫斯科机场后，未让赫鲁晓夫回家。原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但是后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态度粗暴，且带有污辱性的发言举动，因而苏共主席团最终决定不保留他的中委职务。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就在10月6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要他自愿递交退休声明，即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书，称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由于赫鲁晓夫最终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能采取合作的态度，才决定于10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对赫鲁晓夫本人展开广泛的讨论或尖锐的公开谴责。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10月14日上午继续开会，下午就转入举行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中央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会，米高扬主持会议，苏斯洛夫作了关于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批评了赫鲁晓夫国内政策的错误，主要是有关农业政策、经济政策的错误，在有关组织问题方面，指责赫鲁晓夫搞个人迷信，任用亲朋当顾问，以听取亲朋顾问的意见来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在外交政策方面，指责他任用《消息报》总编辑、女婿阿朱别依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身份行使职权，许多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未征求外长葛罗米柯的意见。随后未经中央全会开展讨论，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米高扬代表当局向他宣布退休后的待遇：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退休金每月500卢布，配专车；目前的别墅和列宁山上的宅邸均归他终生使用（实际上三周之后即让他迁出宅邸，三个月之后又让他迁出别墅）；警卫和侍者不变，但人员全部换掉。自此赫鲁晓夫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搬进新家后，他总是自言自语：“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1965年开始，赫鲁晓夫终于开始慢慢适应领取养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床后，他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激动地发着牢骚。外出散步时，他也总是携带着那台短波收音机，赫鲁晓夫经常用它来收听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赫鲁晓夫已经彻底被遗忘，但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赫鲁晓夫决定用磁带录音机完成自己口授回忆录的夙愿，还让儿子找来了丘吉尔和戴高乐回忆录，用它们来当做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参考书。1966年8月，在软禁状态下，赫鲁晓夫开始正式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重大事件的内情。在被克格勃发现后，勃列日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其言行。

在编写回忆录的最初阶段，赫鲁晓夫还在刻意回避窃听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于在他的前期录音里经常会听到一些噪音。后来，他已经不再理会那些窃听设备，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很快，他的回忆录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这也让赫鲁晓夫开始担心不已。他一边日复一日地撰写着回忆录，一边又时感到某种潜在的不安。在一次与儿子的谈话中，他说：”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我死后，他们就会拿走一切文字资料，要么彻底销毁，要么便彻底封存起来，外人是不会知道它们的去处的。“

1967年夏，赫鲁晓夫的名字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国媒体计划给他拍摄一部传记影片，而这却恰恰是有些人绝对不能容忍的。传记影片仅是一个小插曲，在这之后，赫鲁晓夫依然在坚持他的回忆录撰写。同年冬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阿维德·帕尔什终于开始亲自向他施加政治压力。赫鲁晓夫对此抗议说：“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放屁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毫不让步，直到把个人回忆录完成。

1968年4月16日，赫鲁晓夫被召去了中央，苏联当局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但赫鲁晓夫拒绝妥协。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苏联根本找不到能够安全保存手稿和录音之处。因此，他决定接洽国外的一些海外出版商，准备将来出版回忆录。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以往一样平静的生活。1968年年底，他终于与一家国外出版商达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议他将回忆录中涉及到某些军事秘密和当权者内幕的部分进行适当的删减，以免引起祸端，赫鲁晓夫欣然同意。他的家人在苏联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送到西方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

1970年秋，他的回忆录出人意料地在西方出版了。回忆录出版后，不仅西方震动，苏共中央政治局也大吃一惊。赫鲁晓夫被叫到中央去，见他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阿尔维德·雅诺维奇·佩尔谢，谈话使用的语气十分强硬。最后赫鲁晓夫签署了一个简短声明，坚决否认曾把回忆录交给任何一个出版社出版。然而他并不否认回忆录的存在，而且拒绝按照佩尔谢的要求宣布他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另外，他还挥着拳头警告佩尔谢，他有继续写回忆录的权利。后来，他继续工作，直到把回忆录全部写完。

1970年10月，赫鲁晓夫患了冠心病。1个月后，他住进医院。直到1971年初春，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出院后，他坚持写完了回忆录，但身体已越加衰弱。1971年9月，他去看望女儿女婿，因采摘蘑菇累坏了，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也即9月11日的下午，赫鲁晓夫病逝于医院中，终年77岁。当时守候在他身边的有他的妻子尼娜和女儿拉达。

1971年9月13日，举行赫鲁晓夫葬礼，《真理报》刊发一则简短消息如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沉痛宣布，1971年9月11日因久患重病医治无效苏共中央前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前主席，特级退休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逝世，享年78岁。”此外，没有发表任何悼词或有关赫鲁晓夫介绍、悼念之类礼节性文字，也没有葬礼时间地点报道。

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死后，彼得罗夫娜接到“当局指示，葬礼必须完全是家庭性质的，没有任何官方仪式”。赫鲁晓夫被葬在新圣母公墓。那天葬礼现场情况，据《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特·凯译报道：“克格勃竭力不让普通公民进入新圣母公墓。只有穿便衣的密探、外国记者、亲属和几个近友。新领导人中无一人来但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联名送来一个大花圈。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的米高扬送了花圈。”

赫鲁晓夫一生中获得过七枚列宁勋章。1935年，莫斯科市民庆祝地铁第一期工程落成。由于赫鲁晓夫对地铁的建成所做出的努力和功绩，他被授予列宁勋章，这是他获得的第一枚勋章。1944年4月，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于50岁生日时获得了第二枚列宁勋章。1957年4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授予赫鲁晓夫列宁勋章和第二枚“镰刀、锤头”金质奖章，对其在垦荒工作中的功绩给予表彰。

二战期间赫鲁晓夫任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第一乌克兰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期间因多次率军作战胜利被授中将军衔，获得二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二战结束后，苏联最高主席团于1945年5月9日创建并给赫鲁晓夫等所有参与卫国战争的将领与战士颁发了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1956年，根据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出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斯大林奖章于9月6日被更名为“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国际奖，即“列宁和平奖”。1959年，赫鲁晓夫获得列宁和平奖章。1964年，赫鲁晓夫获得“苏联英雄”的勋章。

赫鲁晓夫一生中三次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奖章。第一次是1954年4月18日，最后一次是1961年，由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为其颁发。

赫鲁晓夫还获得过劳动红旗勋章、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苏联武装力量四十周年纪念奖章、苏联武装力量五十周年纪念奖章、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纪念奖章、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纪念奖章、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英雄、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勋章、白狮勋章、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奖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卡尔·马克思勋章、苏赫巴托勋章、1941—1945年大卫国战争中忘我劳动奖章、卫国战争游击队员奖章、南方黑色冶金企业恢复奖章、处女地开发奖章、尼罗河骑士团奖章、舍甫琴科国家奖章、二级库图佐夫勋章等二十余枚奖章。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曾多次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

赫鲁晓夫的上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事物物极必反规律的体现。赫鲁晓夫上台面临着对内对外的严峻形势。对外美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犹如针尖对麦芒，军备竞赛连连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苏联又严格控制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大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之道，干涉别国内政，把苏联的模式强加给他们，引起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积怨犹如干柴烈火。在国内“斯大林模式”的弊病已严重显现；所有制形式单一，“一大二公”，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追求高速度，并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管理，从而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庞杂的官僚机构，排斥市场机制。当着计划推行不得力时，就配以政治斗争来贯彻。并且苏联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在国防重工业上，而只用“剩余部分”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久而久之，这种“大兵营式”的高度集权的体制造成的僵化、低效，国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严重地挫伤了人民曾经爆发出来的高涨的积极性。使得苏联人民处于越来越压抑的状态。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逐步登上权力的顶峰。苏共二十大把国内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推向高潮。同时赫鲁晓夫着手对政治进行改革。主要表现在：加强集体领导，强调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努力改进苏维埃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整顿和改组内务机构，削弱内务部门和干部的特权，健全法制，平反冤假错案；建立干部更新制度，实行长期制和轮换制。这些措施有助于国内政治生活的正常化。国内的政治空气开始活跃起来了，“解冻”文化也愈演愈烈。

赫鲁晓夫比较重视农业，1953年提出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少自留地产品的税额和交售任务等政策，随后又提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大规模开垦荒地，1956年和1958年的粮食、肉、奶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此后苏联的农业生产又走下坡路，为此，赫鲁晓夫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如改组农业部，把地方党组织一分为二分别建立主管农业和主管工业的两个党组织，大力推广玉米种植，增加化肥生产和扩大灌溉面积等，但未收到应有的效果。在工业上，赫鲁晓夫坚持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批评偏离这条总路线和把发展轻工业提到首位的倾向，从而进一步扩大了第一部类生产和第二部类生产的严重比例失调。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赫鲁晓夫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但在条块分权和增加企业有限的自主权上作了些小的修补，如把部门的条条管理改为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管理及减少下达企业的计划指标数等。与此同时，还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增加妇女的产假，提高养老金数额，实行周五日工作制，减免低工资收入者的所得税，提高服务业职工的工资，提高庄员的优抚金和补助金，大规模建设居民住房，等等。

赫鲁晓夫的改革曾取得过一定的成就。农业方面，1958年总产值比1953年增长51%。1959年粮食产量达13600万吨，比1953年增加5000万吨，庄员的人均收人从1953年的150美元提高到1958年的600美元。调整了农业结构，农业机械化程度大有提高。工业方面，1955年苏联绝大部分工业产量落后于美国。工业产值仅为美国的35%，到1964年工业产值已达到美国的65%。38在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已接近或超过美国。1953—1963年，工业产值增加了1.7倍。平均每年增长10.5%，比美国快1倍。科学技术有相当的发展，并且部分地赶上了世界科技革命的进程。1954年6月2日，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同年8月12日，萨哈罗夫设计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57年8月26日，苏联首先发射了第一颗洲际导弹，同年11月4日，又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政治上，赫鲁晓夫首先致力于否定斯大林，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和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这个报告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报告对于苏联打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而在平反历史错案、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有作用，也在客观上促使其他国家共产党打破对苏联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引起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否定，也诱发了西欧和美国共产党的严重分裂。

以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为标志，赫鲁晓夫在重点分析个人崇拜的产生原因及其社会重点的基础上，展开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反对个人崇拜，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这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苏共二十大四个月之后，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重要指示，举国上下大张旗鼓地反对个人崇拜，维护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这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运动，初步显示出创新精神，对解放苏共及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活跃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探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性和广泛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基于对斯大林崇拜的批判，赫鲁晓夫相应进行一系列党和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赫鲁晓夫针对当时苏共党内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职务终身制等现象，提出实现党政领导体制民主化的一系列主张：

1.国家政权机关改革

①加强苏维埃的地位、扩大苏维埃的权限。赫鲁晓夫执政后，最高苏维埃加大立法力度，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和法律纲要，同时还修改和补充了许多法律法令，标志着最高苏维埃大规模立法活动的复苏。地方苏维埃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要求各加盟共和国党的和苏维埃的机关“采取实际措施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力，首先是扩大它们在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编制地方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和产品分配计划方面的权力，以及在组织住宅建设、文化福利机关的建设，道路建设，发展建筑材料和燃料的生产和解决财政预算问题等方面的权力”。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共纲领也明确提出：“地方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将扩大。它们将最终解决一切地方性的问题。”赫鲁晓夫还加强常设委员会建设。1954年之前的三届最高苏维埃每院只有资格审查、法律起草、财政和外事四个委员会，其工作也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从赫鲁晓夫开始，常设委员会的建设得到明显加强。1957年1月，苏共中央《关于改进劳动者代表苏维埃的工作和加强它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决议明确要求“扩大常设委员会的权限”。此后，苏维埃常设委员会数量增多，成员人数不断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及地方苏维埃也建立了各种常设委员会。这样，在苏维埃系统内就形成了较完整的常设委员会体系。据统计，第四至六届最高苏维埃常设委员会的总数增至9个；第七届最高苏维埃的常设委员会达到20个。

②调整政府机构，下放管理权限，精简工作人员。1956年以前，侧重于合并和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非生产人员约100万人。1957年实行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改组，使政府的部门机构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各经济行政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管理经济的主要机构。据统计，苏联部长会议属下，专业部1954年为47个，1958年减为18个，1962年为15个；委员会1954年为5个，1958年增为13个，1962年为29个。

③加强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作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监督机关的职能有所恢复，组织形式也有所变化。1957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法令，决定撤销国家监察部，成立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加强对政府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赫鲁晓夫在1959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作报告指出：党和国家的纪律问题，是党和国家机构全体干部活动中基础的基础；应该在国家组织、经济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各个环节加强监督工作。6月26日，苏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生产企业和商业企业的基层党组织中成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发布该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条例。1962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督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监察委员会以及相应的地方机关。苏共中央称这一改组遵循的原则是：“把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监督结合起来，建立统一的、经常起作用的、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监督制度的指示作为这种制度的基础。”

2.党政领导体制改革

①主张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赫鲁晓夫在1953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将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要求继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在政府和党的领导工作之间任选一项。这对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有意义。但是，赫鲁晓夫的这一主张当时主要是为打击马林科夫和削弱他的地位，而且，他本人在1958年取代布尔加宁兼任起部长会议主席。

②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这对斯大林后期的个人集权和专断是一个大进步。在1958年3月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基本上实现了集体领导原则，大政方针由10人领导核心确定。主席团如在某个问题上不能达到观点一致，则由简单多数票决定。苏联部长会议的情况也是这样。但是自1958年3月起，赫鲁晓夫作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了部长会议主席，将党政大权集于一身，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从而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

③定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充分发挥它们的决定作用。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苏共召开了3次代表大会、34次中央全会，这比斯大林时期召开7次代表大会、36次中央全会是一个的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赫鲁晓夫认为，主席团是中央全会的执行机关而不是上级机关，重大问题不能只由主席团决定，而必须经由中央全会的讨论、审查和批准。地方党组织的会议也必须定期召开。然而，赫鲁晓夫在1958年以后又逐步抛开集体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在许多问题上搞起了个人专断。

④设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经济发展和改组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的报告中指出，旧的党组织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党领导生产的障碍，党兼管工业和农业给挑选干部造成很大困难，不利于实行专业化和克服官僚主义。因此，必须“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下而上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全会根据赫鲁晓夫报告通过的决议指出：“要内行地、经常和具体地领导生产，发展工业、农业和一切经济部门。”为克服以往党对国民经济领导中的缺点，“必须过渡到自下而上地建立党的领导机关的生产原则”。苏共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以生产原则为基础自上而下地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在州和边疆区一级成立两个独立的党组织：领导工业生产的党委会和领导农业生产的党委会。在苏共中央和加盟共和国中央成立工业生产领导局和农业生产领导局。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划分为工业和农业苏维埃。这个做法和变化，包含有的主观动机。但是它以机械的分类和改组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思想、政策和工作中的混乱，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3.法制改革和建设

①推动重审政治运动中的案件，释放大批政治犯。1954年4月30日，曾震惊全国的“日丹诺夫案件”得到了平反。在这一案件中，原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原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原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原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波普科夫等一大批高级干部被判处死刑，另有一批高级干部被判处多年徒刑。整个案件中被镇压的达到200余人，被牵连的则有2000余人。本案平反后，赫鲁晓夫与鲁坚科亲临列宁格勒，向这里的党的分子说明了该案的血腥与荒唐。12月14日至1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举行公审大会，对制造该案的有关责任人——前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国家安全部特大案件侦讯处处长列昂诺夫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科马罗夫、利哈乔夫判处枪决。据有关材料，苏联从1953年到1955年释放被关押者1.2万人，他们大多是过去担任党政部门要职的人物。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开始了，赫鲁晓夫进一步复查以往的案件，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无辜者的名誉。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释放，1935—1955年死于集中营和监狱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恢复了名誉。赫鲁晓夫亲自指示成立了近百个特别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包括一名检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员会代表和一个早些时候获得释放和平反的党员。这些拥有充分权力的委员会，从莫斯科直奔各个集中营。他们仔细地审查各个案件并迅速予以解决：看申诉书，和犯人谈话，然后宣布释放。到1956年8月，全苏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自由。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死后得到了平反，数百万囚犯重返了家园。这是赫鲁晓夫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对国内的影响不亚于对斯大林的公开批判。到1957年，大多数劳动改造营被解散，余下者改组为劳动改造所，改造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对一部分犯人还采用“劳动改造移民区”的办法进行管理。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

②修改和制定法律法令。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立法工作，195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对原有的法律法令进行修改，此后开始制订新的法律。1958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刑事立法和刑事诉讼原则的新法案，以及对宪法中某些条款的修改和补充。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一系列立法纲要和法律，前者如《法院组织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纲要》《刑法纲要》等，后者如《关于国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军事罪的刑事责任法》《关于取消剥夺选举权的判决法》等。立法纲要是苏联特有的一种立法形式，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提供了依据和指导，因而具有保证立法统一和促进立法更新的功用。1961年12月，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民事立法纲要》《民事诉讼纲要》。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修订了《苏俄刑法典》。此外，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苏联先后通过了许多法律和法令。上述法律和法令尚有不完备的地方，但毕竟是“有法可依”之路上的重大进展。

③调整国家安全机构并限制其权力。苏联内务部于1954年被分解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之后，便成为一个维持社会治安的机构。1960年1月撤销苏联内务部，其职权被移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又相继更名为“社会治安部”和“社会治安局”。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必须接受党和国家的领导，而不能像过去的内务部那样凌驾于国家之上，包揽逮捕、侦查、审理、判决的司法全过程。

④健全司法制度。赫鲁晓夫的举措主要有下述：（1）1954年8月颁布国家法令，在加盟共和国法院和州法院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2）1955年5月颁布《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切机关、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遵守法律实行监督，对审判机关作出的判决、决定和裁定是否合法与有无根据实行监督。（3）1957年2月颁布《苏联最高法院条例》，明确最高法院的职责，规定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4）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俄罗斯联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5）在新的民事诉讼程序中强调了一系列民主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事案件采用集体审判制度；审判员以法律为准绳，享有充分的独立审判权；一切案件均公开审理。

4.干部制度改革

赫鲁晓夫时期提出了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年轻化、专业化和知识化的思想。他着重调整干部结构。强调注重干部的文化专业水平和实际能力。把大批受过专门教育的科技人员以及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党政干部充实、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赫鲁晓夫指出：“必须要大胆地提拔青年干部”，“必须提拔受过锻炼、通晓业务、有主动精神的人来担任领导工作。”他还强调：“经常更换干部，提拔在工作中成长起来的新同志，把年轻的工作人员同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在我们党和国家的乐队中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规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联党政领导干部结构出现年轻化的趋势。干部队伍也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如乌克兰，在市党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市和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中间，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工业专家或农业专家。

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且总体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民主化的要求和发展更新的趋势，但也存在着问题。就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干部更换制度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勇敢的创举。但问题在于：有些层次的干部任期规定过短，更换比例规定过大；更换制度的设计未能深入考虑实践的复杂性，干部工作应有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改革本身低估了以往的终身制形成的惯性，以及由之而生的抵抗力量。因此，贸然急进行事，不仅触犯和得罪大多数干部，而且必然削弱改革的社会基础和力量。例如，他要取消干部终身制，对于党选举产生的各级领导机关（从地方到中央委员会成员），采取按一定比例经常更换的制度。每次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1952年十九大选举时，中央委员撤换了70％，十九大选出的主席团，经过二十大撤换了80％，1953年的各部部长、主席、副主席共35人，到1957年剩下16个人。1962年划分工业党、农业党时又撤换了一半以上。党章规定：苏共中央委员每次选举要更新四分之一，加盟共和国选举每次更换三分之一。这就带来干部调动频繁和机构重叠的问题，引起干部的不满。1962年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在选举中更换了近70%；他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对局级干部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在工业和建筑业大改组时，引起大量领导干部的调动。

赫鲁晓夫同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比较短暂的历史阶段，他认为苏联在30年代就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他声称，苏联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成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这三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阶段中，已走完了前两个阶段，以后的任务是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不久的将来苏联将建成共产主义，他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认为苏联已进入了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他不仅有这样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政策。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一人不仅作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和关于苏共纲领草案报告，而且作总结发言，最后致闭幕词。在会上他公开宣布，苏联在20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到1980年苏联将基本建成共产主义。为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他提出，第一个十年（1961—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产量方面超过美国；第二个十年（1971—1980年）苏联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保证全体居民得到富裕的物质和文化财富，从按劳分配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国家机关将变成社会自治机关，消灭了阶级差别，进入无阶级社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最后一句是：“党庄严地宣布：当今的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赫鲁晓夫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观点是脱离苏联社会现实的，是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穷过渡，是一种“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还公开提出来“两全”，将他自二十大以来执行的路线理论化。“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用“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纲宣布苏联已变成全民国家，苏共已变成全民党。在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宣扬“两全”就是否定政党的阶级性，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走向民主社会主义。因此“两全”的思想遭到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赫鲁晓夫及苏共这些理论，由此引发中苏论战。

而赫鲁晓夫所说的和平过渡，指的是“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这就是说，和平过渡是在无产阶级取得议会多数的前提下实现的。按赫鲁晓夫的解释，和平过渡之所以能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形式之一，其主要依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二战后历史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长和巩固。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第二，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第三，赫鲁晓夫认为，和平过渡是马列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革命，是符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的。”赫鲁晓夫对和平过渡问题是非常慎重的。他认为，在多样化的基础上，究竟选择和平的，还是暴力的手段，应根据具体情况而确定。他指出，革命发展途径的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工人阶级。如果剥削阶级要对人民施行暴力，工人阶级就不得不采用非和平道路来夺取政权。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取决于国内和世界舞台上的阶级力量的分布情况。赫鲁晓夫敢于正视现实，提出二战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化，承认和平过渡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形式之一，已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和调整。

在经济体制上，赫鲁晓夫深深地看到了中央高度集权利的不利影响，因此，上台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1953年至1956年，先是进行局部性改革，主要是扩大地方权限，精简机构，削减行政人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又在过去局部改革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其主要措施是：

①撤销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将其管理权下放给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通过改组，赫鲁晓夫把40个中央部中的27个部撤销，各加盟共和国共撤销了113个部。与此同时，把全国划分为105个经济行政区，各区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将各部的管理权力都移交给国民经济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属企业和建设单位，享有经济、财务活动所必要的权利。②把原来属于中央管理的工业和建筑业企业几乎全部下放到地方。一部分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另一部分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③改组中央经济计划管理机构。撤销了负责短期计划的国家经济委员会，把国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全国长短期计划的综合平衡，但不能作为职能机构。④减少国家的控制数字和计划指标。1958年国家的计划指标比1956年减少了一半，七年计划时期的控制数字又此1958年减少了2/3。

赫鲁晓夫对工业和建筑业管理体制进行改组，目的是变部门管理体制为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把工业和建筑业日常领导工作的重心移到地方”。这与斯大林时期的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前者过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不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广大劳动者的生产性，有违于社会化生产发展规律，后者比较深入地分析了苏联计划体制和企业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该法令对计划管理体制过分集中，庞大的指标体系把企业统得过死，使企业的生产方向发生扭曲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为苏联经济改革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这次改组虽然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综合发展、加强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次改革全盘否定了部门管理原则，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问题，还破坏了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因此又是不成功的。它只涉及到中央与共和国之间经济权限的重新分配，只是改变了企业的隶属关系，而没有涉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企业依然处于无权状态。而且由于过分削弱了中央的集中统—领导，使原来部门的本位主义变成了地方的本位主义，企业的积极性没有真正调动起来。于是，从1960年开始，赫鲁晓夫改放权为收权，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以及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其结果，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精简，反而比过去扩大了二三倍。这次改革以收效甚微而告终。

早在乌克兰时，赫鲁晓夫就具备了处理农业问题的经验。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1938年，乌克兰用18天完成春播，1939年仅用10天就完成了全部春播工作，有的集体农庄4—5天就完成了播种，这在乌克兰是少有的。秋收时节也是如此，赫鲁晓夫一方面采取措施堵塞管理方面的漏洞，苏联的粮食从秋收、运输、库存、加工，一直到调配等，总量的40％被浪费掉了，赫鲁晓夫要求尽量抓紧时间，减少浪费；另一方面，他以行政命令方式规定收割时间，要求“快”，收割粮食作物不超过15天，收割原料作物不超过25天，每天工作不得低于16小时。缩短收割时间就可以减少连绵的秋雨所带来的损害，遇到阴雨天气，赫鲁晓夫则命令人们，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冲到田里去抢收。1939年，乌克兰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加21.5％，达13.6万公担，畜牧业也获得大丰收，牛、猪、羊分别比上一年增加39％、28％和56.5％，完成计划的127.6％。赫鲁晓夫在工作中也表现出了灵活性，他赞成给集体农庄庄员多一点宅旁园地，鼓励他们多养自留畜、种自留树，而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唯恐庄员的自留地扩大会损害社会主义。在苏联，由于实行义务交售制，粮价定得很低，往往低于成本，农庄庄员从农庄中得不到多少报酬，他们的生活主要靠宅旁园地，城市副食品供应的20％一30％也靠宅旁园地。赫鲁晓夫此举深受乌克兰人的欢迎，也调动了他们的性。到1939年8月，乌克兰农庄庄员的餐桌上、城市商店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类农副产品供应充足，价格低廉，人们的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

赫鲁晓夫上台之前的苏联只重视重工业的增长，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农业的落后既影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又妨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赫鲁晓夫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农业改革。针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下的农民的生活情况，赫鲁晓夫做出了如下改革举措：

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20世纪40年代就实行的义务交售制，而采取了农产品采购制，调整农业部门收购制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纠正违反物质利益原则现象，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在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批评了过去农业领导中忽视物质利益原则决定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价和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增产。如义务交售给国家的牲畜和家禽产品，提高45倍；奶类、黄油、提高1倍；土豆提高15倍，蔬菜提高25~40%。以后又多次提价。如1962年跟1952年相比，各类农产品、牲畜产品价格提高了由2倍~142倍。

②开展垦荒运动，提高粮食产量。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在听取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的五年期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安家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大约是全苏耕地的五分之一。垦荒运动很快就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55年底已开垦出了3300万公顷的荒地。1956年全苏的粮食产量为12500万吨，其中垦荒区的产量是6330万吨，占总产量的51％。由于垦区地广人稀，人、畜消费的粮食占产量的比例较低，从产量中提供的商品粮的比例也就较高。1956年全苏收购的粮食为5410.7万吨，其中从新垦地区收购了3680万吨，占总数的68％。此后几年虽因垦荒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垦荒的步履而遭到了大自然的一些报复，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但利弊相权，利还是远大于弊。资料显示，从1954年到1978年，苏联48％的商品粮都来自于垦区。

③改组农业机器与拖拉机站，允许集体农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把自主发展农业的活力注入僵化的集体农庄制度，使得苏联旧有的农业体制受到了冲击。1958年2月，党中央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这项决定受到农民欢迎，它有利于消除“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个社会主义企业——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进行经营”的情况。到1959年底，苏联已将近120万台拖拉机，30万台联合收割机卖给集体农庄。原有近8000个拖拉机站，到1960年改组为3500个技术修理站。农庄用于购买机器的款项达320亿卢布。改组拖拉机站是应该的，它顺应了生产发展的要求，免除国家巨大的财政负担。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过急。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造成的结果是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④大力推进种植玉米运动，发展畜牧业。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成了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苏联元首。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⑤改革劳动报酬制度，贯彻物质利益原则，保障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性。苏联集体农庄在1956年之前，一直实行自1931年起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制度。这一报酬制度有明显的缺点：首先，庄员的按劳动日得到的报酬一般要等到在经济年度结束时才能给予，在一年内庄员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另外劳动日的日值是随着年景好坏而波动的。这种付酬制度，减弱了农庄庄员对劳动结果的物质兴趣。其次，由于各种农活繁多，十分复杂，很难使劳动日记分的标准定得合理与科学。为了克服上述缺点，在总结了许多农庄已采取的更先进的付酬制度基础上，赫鲁晓夫于1956年决定改行按庄员在公有经济中所做的全部劳动日发给预付款制度。这一制度规定，年初以卢布对劳动日单价进行估算，然后按月预支报酬，到年终结算。预付款由货币与实物两部分组成。集体农庄要建立滚存的货币基金和粮食储备。货币预付基金的来源是25％的农产品销售收入和50％的采购预付定金。为了保证每月的预付款能兑现，苏联国家银行对货币预付基金的上述两项来源列入特别往来账户。这笔钱只能由农庄管理委员会用来给农庄庄员发放预付款和按劳动日进行分配。这次改革虽然有利于克服按劳动日年终支付报酬的一些缺点，并对提高农庄庄员对劳动成果的关心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改革之后的庄员付酬制度的基础仍是劳动日，因此，并没有解决庄员报酬中所存在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的问题。1958年，赫鲁晓夫又进一步实行新的劳动统计和劳动报酬的形式，用有保证的每月支付货币工资来代替实物与货币混合支付的办法。虽然这办法需要每个农业企业拥有大量现金储备，比较难以实行，但是也从中说明了苏联政府为了保证农民有稳定收入是做了一些实际工作。

⑥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采取有限制的鼓励政策。1953年苏共中央全会要求完全终止在私有牲畜方面侵犯农民利益的做法，并在同年颁布了若干鼓励个人副业发展的措施主要有：取消1953年以前农庄庄员、工人、职员历年各种畜产品义务交售的积欠；提高义务交售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降低集体农户的农业税额；责成各级领导采取措施鼓励庄员和职工发展私有牲畜。1954年全会又决定免除宅旁地交售谷粮的义务。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7年7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通过决议，从1958年起取消私人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由于采取上述鼓励措施，这一期间，苏联个人副业在1958年有较快的发展。从1953年到1958年个人副业播种面积仅增加65%但是牲畜头数和农畜产品都获得大幅度增长。如牛头数、奶牛、绵羊和山羊、肉类、奶、蛋类、水果、蔬菜都分别增长了253%、232%、404%、33%、27%、44%、46%、22%。个人副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庄员和职工的个人收入，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善了对城市居民的供应。最为关键的是个人副业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对缓和五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紧张形势阻止粮食危机的爆发，增强农民对党和国家的信任，奠定进一步实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基础，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⑦加速合并农庄，并将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1953年农庄数为93300个，由于合并，1964年则减少为38300个，比1953年减少了一半以上。经济薄弱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从1954年底就开始了，据统计到1964年国营农场由1953年3857个猛增到1964年10100个，增加了一倍有多。合并和改变集体农庄，的确挽救了一大批濒于破产的中小农庄。通过转变方式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出路，促使他们继续从事农业生产。

⑧改革农业计划制度。其目的是扩大集体农庄的自主权，减少国家对集体农庄过多的行政干预。1955年3月，党和政府通过《关于修改农业计划工作的办法》的决议，提出在集体农庄中，“必须改用以商品产量为出发点的计划方法”，计划不应以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头数为主要指标，而应以农畜产品的商品数量为主要指标；计划编制程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改为“自下而上”，“农业生产的计划工作应该直接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开始做起”；集体农庄可自行确定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和各种牲畜的饲养数量。后来通过决议又强调，向集体农庄下达的只是国家的收购计划，而生产计划则要由集体农庄自己制订，并指出当集体农庄和生产管理局在制订计划上发生矛盾时，最后决定由农庄管委会做出。

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改变了苏联农业十分落后的局面。同时也农业改革取得了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在1953—1964年期间，谷物总产量平均达到1.175亿吨，比1945—1953年间的年均产量增长62％。在农业技术改造方面，到1960年初，耕地、播种、收获已实现全面机械化。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极大提高。但苏联农业落后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时期农业主要是靠垦荒等粗放经营的方式来扩大生产，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同时，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盲目决策也给农业生产带来重大损失，使改革未能收到更大成效。如过快改变农业管理体制，不切实际强行推广大种玉米运动，将农业部、农业管理和研究机构及农业院校搬迁至农村等。而且农业改革没有触及农庄内部的分配机制，集中劳动的大锅饭难以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的性。

由于赫鲁晓夫所推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失败——比如，为了增加粮食产量，赫鲁晓夫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实验的前提下，就要求改变苏联一直沿用的草田轮作制，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甚至要求苏联北部气候寒冷地区也种植玉米。可玉米在生长和成熟期都需要长时间的光照和炎热，结果导致苏联北部地区玉米大面积冻死。再比如，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开垦荒地，尽管在最初几年使得播种面积和粮食收购量有所增加，但这种无视气候、水土等自然条件和农作物生长客观规律的盲目垦荒，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1960年三四月间的“黑风暴”使得新垦区受灾耕地面积达到400公顷以上，伏尔加河、顿河、乌拉尔河下游河床每公里每年淤积泥沙12500吨。一些地方的水库由于泥沙淤积，五年内储水量减少了85%。并且一系列农业改革政策和措施并没有从实质上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只是对这一模式作了细枝末节的修补。比如，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建立的集体农庄制度，严重地扼杀了农民的生产性和主动性，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赫鲁晓夫反而强化了集体农庄制度，他认为农业生产无法达到预期指标，主要原因在于庄员花在集体农庄里的劳动时间太少，花在自己宅旁园地里的劳动时间太多，于是采取强制性措施，认定宅旁园地是“资本主义的残余”，在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宅旁园地产品的集体农庄庄员是“投机倒把者”。这些限制和措施立刻导致农庄集市贸易市场上出售的农副产品大大减少，市场价格随之上涨。与此同时，政府又推行了一项《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结果使1950年代依靠家庭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在短短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几乎完全遭屠宰，广大居民自我保障的机制被摧毁，肉类和牛奶的价格迅速上涨。1962年5月31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发了提高肉类、奶制品价格的决定，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表面表现形式。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尽管采取这一措施多少可以减少国家预算补贴的压力，以及通过提高收购价和零售价提高农业的利润。但物价上调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6月1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就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居民对物价上调的反映，说一些城市居民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随后演变为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事件。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依靠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共产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保持“敏感”领导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的幻想彻底破灭。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1957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报告》，全会根据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组织的决议》规定了改组的原则和方针并委托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拟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领导体制的建议。会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制订了一系列关于改组的文件。其具体内容是：第一，撤销中央和加盟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部，把其管理权移交给105个经济行政区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立各种公司、托拉斯等经济联合组织对企业实行具体领导。第二，把中央各部的大部分企业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和经济行政区，各加盟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则下放到经济行政区和地方苏维埃。该决议和法令以地区性的国民经济委员会代替各专业部来管理工业和建筑业，极大地扩大了地方权力。第三，进一步贯彻物质鼓励原则，按照工作人员的劳动性质和熟练程度已发生的变化来改变工资制度，提高工作人员从个人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通过实行经济上有效的工资制度来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种刺激因素。

赫鲁晓夫领导的这些改革虽然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它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它是来自苏联内部对苏联传统模式的第一次冲击，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准备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气氛。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第六个五年计划用三年（1956—1958）时间就完成了，三年期间，社会主义工业的发展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在1957—1958年期间，苏联工业的投资额比1917—1940年整个期间的投资还要多。在1956—1958年期间，有2690个大型工业项目交付使用。1958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过1913年水平的35倍多。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第—颗人造地球卫星。苏共二十大以后，运输业的技术史新速度开始加快。1956年，苏联停止生产干线上的蒸汽机车，大多数蒸汽机车制造厂转为生产内燃机车。新切尔卡斯克电动机车制造厂开始生产电气机车。1958年同1940年相比，铁路运输货运震中内燃机车牵引和电气机车牵引的比重从2.2%上升为26％；而以此类牵引形式营运的铁路线的长度从2200公里增加到20600公里。仅在1958年一年内苏联就节约2000万吨标准煤。1958年世界上第一艘原子破冰船《列宁号》下水。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汽车运输业补充了新型公共汽车和载重量为25―40吨的卡车。航空运输业也进行了技术改造。苏联的航空工业造出了许多喷气飞机和涡轮螺旋浆飞机。最廉价的运输形式――管道运输的发展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工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赫鲁晓夫领导的这场改革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迫切地需要经济学家给予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经济学界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这场经济理论讨论中，产生了著名的利别尔曼建议。1962年9月9日，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该文就如何改变当时的计划经济制度、如何考核企业的工作成果以及如何加强物质刺激等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利别尔曼的建议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的主要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等，都围绕利别尔曼的建议广泛地进行了讨论，使苏联经济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在讨论中大多数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持支持态度。他们进一步说明了扩大企业权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强调利润率和赢利率指标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利润是整个指标体系的核心，是衡量企业成果的最终尺度，应成为奖励企业的奖金的唯一源泉和基本依据。在讨论中，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利别尔曼的建议提出新的补充。如有的人提出“基金付费”和“资本利息”问题，有的人提出取消生产资料的统配、调拨制，形成了利别尔曼学派，其代表人物除利别尔曼外还有利西奇金、毕尔曼等人。在讨论中，也有的人对利别尔曼的建议反对态度。有些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管理制度的缺点，贬低利润在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和巩固经济核算中的作用。也有些人反对过分扩大企业的权力，担心大量缩减指令性指标会使企业失去控制而出现混乱。

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讨论，得到了苏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指出：“近来，《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对广泛的经济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许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专家、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学家都参加了讨论。在讨论中以及在直接寄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应该委托计划机关、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仔细地研究这些建议，利用所有有条理的、明智的建议来改进计划工作。应当在分析这些建议的基础上提出旨在改进生产的计划工作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有经济性质的建议。”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和苏共中央的决议在1963年初苏联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对这次讨论进行总结和研究的委员会，并把总结工作的重心放在改进企业工作的计划和物质刺激问题上。委员会经过大量工作确定了对有关问题的基本立场，即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委员会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的基本环节而给予了集中的注意。委员会依据这些精神所作的综合报告构成了苏联进行经济试验和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为确保军事改革成功，1955年—1963年，赫鲁晓夫先后在国防部、总参谋部以及各军兵种进行了大幅度组织人事调整。其间，军队高级将领被撤换的主要有；1955年2月，朱可夫接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1956年1月，刚满46岁的戈尔什科夫接替被解职的库兹涅佐夫出任海军总司令；1957年，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接替帕维尔·彼得罗维奇·日加列夫出任空军总司令；同年10月，朱可夫又被马利诺夫斯基取代；同年11月，驻德苏军总司令格列奇科升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1960年又兼华约联合军队总司令；同年4月，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卸任，由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接任。1963年，比留佐夫又取代了扎哈罗夫。同期，军区司令一级的变动，总计达47人次。

从赫鲁晓夫回忆录看，其任用军界领导干部，至少有四条标准；其一，要有丰富经验和一定资历；其二，要有优良品格，对党和人民忠诚；其三，要有卓越智力和健全思维；其四，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军官，自然就要被罢官。此外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赫鲁晓夫也需要提拔戈尔什科夫、格列奇科等一批新人，在军界扩大影响，“抵制老一辈军官的反抗”。这样做也有利于军界领导千部“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赫鲁晓夫认为：“如果要制止敌人对苏联发动战争，苏联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的，能把炸弹投到敌方目标上的手段。”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发展火箭导弹。”为此，1954年苏联建起了火箭生产自动化装配线。随后，在它的飞机制造厂中“就象制造香肠那样生产起火箭来”。经短短数年时间，苏联陆军就陆续装备了“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空对地”等四种类型的火箭导弹。1957年8月，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多级洲际弹道导弹，并进行了核武器和热核武器爆炸试验。

在火箭导弹取得长足发展的基础上，苏联组建了一个崭新的军种——控制所有中远程导弹发射的战略火箭军。1960年1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直布了这一事实。炮兵司令涅杰林被任命为这个军种的总司令。同年6月，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又成立了战略火箭军军事委员会。战略火箭军在苏联诸军种中出现最晚，人数也最少，但它的地位却十分显要，它被用于“完成战争的主要战略任务”，并被认为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手段。”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无论苏联自己还是西方国家，都将其视为苏军五大军种之首。

裁军是赫鲁晓夫军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55年，苏联武装力量的总人数是576.3万。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的现有规模之大已经超出了和平时期所需要的程度。”因此，他提议对陆海军进行大裁减。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了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在1959年底召开的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提议，将军队兵员再裁减1/3即120万人。结果，这一建议在军界引起了“强烈的怨恨与不满”。但赫鲁晓夫“没有因军界巨头的反对而畏首畏尾，知难而退。”他坚持认为；“当前决定国防力量的不是我们有多少士兵肩荷枪枝，有多少人身穿军大衣。国家的防御力量决定性地取决于这个国家掌握着什么样的发射工具。”在他的努力下，1960年1月最高苏维埃召开特别会议，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裁军方案。赫鲁晓夫所采取的对外战略即所谓“火箭核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只准备打全面的核战争，否认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只重视发展火箭核武器，否认常规军备的重要性。”赫鲁晓夫所力主的裁军，实质上乃是用火箭核力量来代替常规力量，用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多地取代人的作用。

尽管最高苏维埃于1960年初批准了赫鲁晓夫裁军120万的方案，但未能贯彻到底。1961年8月30日塔斯社宣布；由于国际形势紧张，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责成国防部下令，暂缓把到1961年底服役期满的士兵转为预备役。这实际上也就宣告了赫鲁晓夫第二期裁军计划破产。

对外理论上，赫鲁晓夫秉持“三和”理论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其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苏联在和平竞赛中超过美国；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取得政权；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强调一致性，并谋求美国的认可；对亚非拉地区则加紧渗透扩张，通过和平过渡走非资本主义道路，把这些国家纳人苏联的战略轨道。但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了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斯大林晚年外交总方针是：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相对抗。二战后出现的两个阵营“冷战”共处局势一直没有缓和。赫鲁晓夫执政后，决定在重大国际问题与美国合作，尽量缓和东西方间的紧张关系。1959年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晤，由此使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出现了普遍的缓和局势。他的目标是：通过大力发展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使苏联尽快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然后超过美国，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赫鲁晓夫非常担心美苏两国发生核战争，认为会因此而使地球毁灭。但他有时也犯冒险主义错误，如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曾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1955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从而使苏南关系正常化。但在对中国、波兰和匈牙利等国关系的处理上，赫鲁晓夫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大国主义的做法。他不允许南斯拉夫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又一次发动了对南斯拉夫的批判，给南共扣“修正主义”帽子。60年代中苏两党的分裂也与这种“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有关。

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还开始向第三世界扩张。当时扩张的点是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中东是埃及。以“经援”“军援”为手段，扩大苏联影响，培植亲苏政党和政权，攫取军事基地，从而使苏联走上同美国在全球争霸的道路。

和平共处是赫鲁晓夫“总路线”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共处，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处”，“不干涉彼此的内政、承认主权、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赫鲁晓夫和苏共在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指出：“列宁的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这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赫鲁晓夫不仅将“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而言，应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作为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基础。他认为，在两大阵营并存与对峙的新形势下，推进和运用“和平共处”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二战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两大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阵营并存已无法消除；二是在现代条件下，双方都已认识到“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跑不到别处去”，和平共处就成为必然。他多次高度赞扬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这是对和平共处原则的发展，是实现和平共处的基础，符合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他还大声疾呼，不断敦促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接受和平共处原则。赫鲁晓夫强调和平共处，但反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的调和。他认为，和平共处并不是放弃阶级斗争，而是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另一种手段。他指出：“这种斗争是经济斗争，是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

赫鲁晓夫全面继承了列宁的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但赫鲁晓夫发展了和平共处理论。第一，赫鲁晓夫已突破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范围，既把和平共处理论和原则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同时也用作处理二战后两大阵营关系和冷战对峙的基本准则。第二，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战略，作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和目的。它囊括了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一切都为实现这一任务服务。他强调和平共处的长期性，指出：“和平共处不单纯是没有战争，不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停战”，“在当前条件下，已经开辟了一个前景：能够争取到一个直到使当前分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为止的整个时期的和平共处”。第三，正是由于列宁和斯大林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战略目标，因此他们把和平共处视为两大社会制度国家之间斗争的特殊形式。他们认为革命需要以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内的尖锐对立为主要内容，最终以暴力革命来实现。赫鲁晓夫虽然也指出和平共处是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他认为这种斗争不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他将共存、斗争与合作相联系，以共处促进合作，斗争与合作相伴随。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理论，是在新形势下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是对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重大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虽然仍凭借经济和军事的优势，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但美国的遏制政策日益陷入困境。同时，冷战对苏联的不利影响也愈来愈明显。基于冷战中阵营对抗的需要，苏联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用于扩充军备，而经济建设既缺少资金，又难以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基于此，赫鲁晓夫把对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放在缓和与西方集团的冷战对峙关系上，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

①以贸易为突破口，打破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僵局。斯大林时期，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封锁和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制约，苏联没有利用经济交往和贸易联系来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赫鲁晓夫执政后，在这方面有了较大改变，苏联力图通过实现经济关系正常化来打破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僵局。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1954年秋，苏联代表团在第九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取消对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实行贸易歧视措施的决议草案。1955年秋，苏联代表团提请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第二十次常委会审查关于清除国际贸易障碍的决议草案。1959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访问美国时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尽一切力量来发展世界贸易，应该消除已经破产的贸易歧视政策，从而改善国与国关系中的气氛。”在赫鲁晓夫的努力下，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上半期，苏联先后同西欧国家和日本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苏联与有关国家相互贸易的统计数字显示：苏联与欧洲国家的贸易额由1950年的36亿卢布增加到1965年的2054亿卢布。苏美贸易在1960—1964年间也增长了116%。对外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苏联与美国及西欧国家的关系。

②采取灵活方式，解决二战遗留问题。二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四国对奥地利实行军事占领。此后十年间，围绕奥地利民主化和中立化，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分歧严重、斗争激烈。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宽占领制度和同奥地利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53年6月，苏联取消了苏占区和西方占领区之间边界管制措施。随后，苏联又提出奥地利可参加有关奥地利问题的谈判。1954年1—2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召开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奥地利应邀参加。莫洛托夫提议在奥地利承担不加入军事同盟、不允许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义务的条件下尽快缔结对奥和约。苏联还主张立即召开四大国外长会议，加速奥地利问题的解决，但西方没有做出反应。于是赫鲁晓夫改变方针，决定与奥地利直接接触。1955年4月12—15日，苏、奥两国政府在莫斯科举行直接双边会谈，并达成了协议：奥地利承诺永远保持中立；苏联则表示愿意立即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承认奥地利的中立声明。苏联的主动行动推动了奥地利问题的解决进程。1955年5月2日，四国驻奥大使邀请奥地利代表一起，核查了对奥条约草案，5月15日，四国与奥地利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恢复了奥地利战前边界，确立了永久中立的国际地位，强调了四国无条件于当年年底从奥撤军的方案。条约的签订尽管使苏联在中欧失去了一个战略前沿基地，但它结束了苏、美、英、法对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使奥地利恢复了独立，解决了战后一大遗留问题，消除了欧洲地区的一个紧张源，有助于缓和欧洲紧张局势。赫鲁晓夫的主动行动，向全世界表明了寻求缓和的意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战后苏联与西方关系的僵持状态。

③推进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日内瓦会议后不久，1955年8月，苏联单方面宣布裁军64万人的计划。1956年，布尔加宁致信艾森豪威尔，又提出协商解决裁减军备及禁止使用和试验原子武器、热核武器问题。1957年8月，赫鲁晓夫在洲际导弹试验成功后，又提出一个全面裁军的建议，并建议缔结华约和北约互不侵犯条约。在核禁试问题上，1957年12月10日，苏联建议苏美英三国共同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并举行有关首脑会议，讨论核禁试问题。1958年3月31日，苏联决定单方面停止在其境内进行一切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4月4日，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希望美英两国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步骤。4月8日，艾森豪威尔复信赫鲁晓夫，对苏联停止核试验的诚意表示怀疑。美国总统提出，停止核试验必须有严格的监督，并坚持扩大到防止突然袭击方面。次日，赫鲁晓夫赞同进行技术监督。10月31日，苏美英三国核禁试谈判在日内瓦举行，最终签订《苏美英三国核禁试条约》。

在1959年7月23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美苏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史称“厨房辩论”。尼克松借展览会上的美式房屋、家用电器向观众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富裕和多样化，而赫鲁晓夫则针锋相对的声称社会主义制度下苏联人民也平等的拥有同样富裕的生活，最后双方为废除军事竞赛、和平竞争的意见达成一致。

④全面开展多边、双边会谈及首脑对话。在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与西方各国就期待解决的重大国际问题的谈判仅限于每年两次的外长会谈，而且这种级别的会谈在1949年也完全中断了。到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由于赫鲁晓夫认为重大国际问题都可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因此在这个时期，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各种形式、各种级别的会谈，以及政府最高首脑的直接与书面对话空前频繁地出现。战后斯大林时期以僵硬的针锋相对来谋求实现自己目标的外交策略，被这种充分展开的新策略所取代，使战后十年来“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松动。

1953年8—12月，赫鲁晓夫曾先后五次提出建议，敦促讨论德国问题的苏、美、英、法外长会议尽早召开。该会议终于在1954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召开。紧接着一连串的谈判与会晤开始了：1955年7月，苏美英法四大国最高领导人在日内瓦举行了战后十年来的第一次会晤；1955年9月，联邦德国总理前往莫斯科举行双边最高级会谈；1955年10—11月，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再次举行会谈；1959年9月，苏美首脑举行了戴维营会谈；1960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在巴黎举行会谈；1961年6月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举行维也纳会谈（美苏首脑维也纳会晤）。另外，苏联领导人还以书信和其他通讯形式与西方大国的首脑对话，阐述自己对当时重大国际问题的观点，协调大国之间的政策。1958年4月，赫鲁晓夫致信艾森豪威尔，建议在苏联停止核试验的条件下，美英也停止核试验。1963年6月，苏美在日内瓦签订建立两国首脑直接通讯联系的协议，并在同年9月1日正式使用。赫鲁晓夫的上述一系列努力，使苏联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和谈判的机制。

⑤主动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巴黎协定签订后，德国的分裂已成事实。赫鲁晓夫担心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后，成为西方进攻东欧和苏联的前沿阵地，故而迅速调整政策，采取友好行动，以便减少美国的影响，增强苏联外交的周旋余地。此外，赫鲁晓夫正在进行改革，很需要从联邦德国及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金。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以往的立场和态度，放弃了原来在和平民主基础上实现德国统一的主张，而主动向联邦德国提出建交。另外，赫鲁晓夫还“以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交换条件”，从而正式确认德国的分裂。

1955年6月7日，苏联通过驻法使馆向联邦德国驻法使馆递交了给联邦德国的一份照会，邀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访苏，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苏联的建交谈判照会在联邦德国引起极大反响。阿登纳认为，“邀请联邦政府到莫斯科直接谈判，显然是试图在联邦共和国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打进一个楔子”。同时，他认识到，苏联对德国的统一具有重要发言权，没有苏联，德国统一的目标无法实现。1955年9月8—14日，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访苏，并与赫鲁晓夫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起初，苏联方面提出，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以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发展。联邦德国方面则要求以德国统一和遣返战俘作为两国建交的先决条件。几天的会谈没有消除双方的分歧。阿登纳声称要提前回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作出让步，同意两国建交后一星期内释放在苏联的德国战犯，但仍不同意联邦德国“有权代表整个德国人民发言”的见解。9月13日，两国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苏联与联邦德国的建交，是在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北约和华约、德国分裂进一步固定化的情况下采取的务实行动，是赫鲁晓夫缓和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扩大了苏联外交回旋余地。

⑥改善与英法等国的关系。《巴黎协定》在1955年5月生效后，曾使苏联与英、法的关系趋于紧张，但苏联很快就根据苏共二十大制定的“缓和与对话”的原则，改变过去将英法与美国“一视同仁”的做法，调整对英法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策，用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的方式瓦解美国欧洲盟友的对苏敌视政策，使之摆脱和偏离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和束缚。1956年4月18—27日，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访问了英国，在与艾登首相会谈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和联合王国的联系的宣言》，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结束军备竞赛，缓和国际冲突和国际紧张局势并进行两国间的科技文化交流。1956年5月，赫鲁晓夫邀请法国总统访问莫斯科，两国发表了声明。虽然在1956年底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中，苏联对英法发出了措辞严厉的警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损害和解政策。对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赫鲁晓夫也采取了和解政策。1955年9月，赫鲁晓夫邀请芬兰总统访苏，表示愿意将1948年4月签订的《苏芬友好互助条约》的有效期延长20年。挪威首相1955年11月应邀访问苏联，双方表示愿意发展和平合作关系。

赫鲁晓夫的上述政策和外交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在欧洲对苏施加的种种压力，扩大了和平共处政策的影响。与此同时，苏联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往来在国家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但是，苏联为缓和东西方紧张对抗的局势，实现两大社会体系的和平共处而采取的一系列主动举措，没有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响应。相反，它们在世界各地不断制造事端，加剧东西方紧张局势。它们不仅在亚、非、拉镇压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鼓动反共、反苏浪潮，百般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并妄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苏军解放的国家里恢复资本主义”，特别希望把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从社会主义集团里拉出来”。它们插手匈牙利事件，坚持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入侵社会主义古巴等等。

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在“他为改善国际形势所作的真诚努力和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完全不被理解和遭到反对”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做出过同西方对抗的决定和行动。如1956年11月18日在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赫鲁晓夫还曾于1958年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要求它们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意为封锁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苏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使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同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于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双方未能对德国问题取得任何协议，但苏联方面取消了六个月的限期。期间，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赫鲁晓夫欣然应允。1961年，赫鲁晓夫为控制边界而建立柏林墙。1962年为保卫古巴免遭美国再次入侵而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等等。结果是，在激烈的、有节制的对抗后，各种危机最终以苏联作出妥协让步而和平解决。

赫鲁晓夫上台伊始，中苏关系呈现良好开局，并且在1956年达到顶峰，当时毛泽东同志即将访问苏联，赫鲁晓夫同志听说毛泽东不会使用马桶，于是赫鲁晓夫要求将马桶用砖块砌起来做成蹲坑的样子。这一个小小的举动使得毛泽东非常高兴。而且在访苏期间，苏联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东欧出现的乱局这一问题上声援了当时被孤立的苏联，也使得苏联暂时摆脱了困境。

但是在随后的1957、1958年赫鲁晓夫曾经多次提出“联合舰队”这一说法，中国当时希望能解放台湾，但是没有强大的海军来对付美国的“第7舰队”，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和中国能够把海军力量联合起来，但是中国认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并没有同意。在1958年的8月23日，中国军队集结在福建沿海对于大、小金门岛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在短短45分钟的炮击中，一共向金门岛发射了36000枚炮弹，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并没有事先向苏联方面告知而擅自行动，违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指手画脚，是大国沙文主义的体现。这也是中苏关系出现的第一道明显裂痕。赫鲁晓夫问过毛泽东并对中国发起的所谓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发生过争论，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9月末，赫鲁晓夫访美后赶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2日，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会谈中，赫鲁晓夫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指责，周恩来极力反驳。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重新解释了苏联提出的军事战略合作计划的理由，以及苏联新的对外政策的立场。毛泽东指出，苏共的立场和路线是现代修正主义。林彪、陈毅等中国党、国家重要领导还对赫鲁晓夫展开围攻，于是赫鲁晓夫非常气愤的回到苏联，导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终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并下令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带走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联撕毁了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赫鲁晓夫的举动，给中国建设造成极大损失，加重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

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开始了大规模论战，首先是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其实矛头直指莫斯科），苏联也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判（矛头直指北京，但是南斯拉夫退出了华约阵营）。中苏在含沙射影一段时间之后开始了针锋相对的“中苏论战”。人民日报首先刊登社论《打倒新沙皇》，苏联也不干示弱，对于中国的批判也进行了一一反驳。中苏大论战中人民日报出版9篇社论史称《九评》。中苏大论战一直到赫鲁晓夫下台才有所平息，1964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其实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1959年年初，古巴爆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革命，卡斯特罗领导的游击队胜利进军哈瓦那并成立了临时政府。苏联对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仍持观望态度。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并向哈瓦那进军时，我们并不知晓其政权遵循的政治立场，此前我们从未听说过卡斯特罗……我们与古巴新政权没有外交关系。”卡斯特罗对华盛顿一家媒体发表的言论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上述观点：“古巴并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援助，也没有请求苏联的任何援助。”

古巴革命的胜利对美古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巴日益感受到来自美国方面的经济制裁和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古巴把目标投向苏联。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恢复最初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1960年2月初，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访问古巴并与卡斯特罗举行会谈。2月13日，苏联与古巴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两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苏联同意购买古巴当年生产的蔗糖42，5万吨，并在随后4年间年均购买数百万吨古巴蔗糖。为援助古巴政府购买机器和原料，苏联还答应以2.5％的年利率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同年5月8日，苏联与古巴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外交关系的恢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从1960年5月起至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两国关系急剧升温。1960年7月10日，赫鲁晓夫在全俄教师大会的演讲中宣布：“美国独裁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苏联将声援并帮助古巴人民争取自身独立的斗争……如果五角大楼胆敢对古巴进行武力干涉，苏联的炮兵将用他们的火箭支持古巴人民。”同年7月15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由希门尼斯率领的古巴代表团时大力赞扬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认为“这是现代历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卡斯特罗是伟大的国家领袖，是古巴人民伟大的解放者”。他还指出：“帝国主义者不敢公开进攻古巴，因为他们知道现在国际舆论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在1961年代表团严厉谴责美国对古巴发动的“吉隆滩入侵”。同年4月22日，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将捍卫所有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显然，我们不会承认美国有决定其他国家，包括拉美国家命运的权利。”

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调整首先表现在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问题上。1953年4月29日，莫洛托夫会见南斯拉夫驻苏代表，商谈恢复两国关系，南斯拉夫同意建立两国“正常的过得去的关系”。6月15日，经过双方协商，苏南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1955年5—6月间，赫鲁晓夫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中犯了严重错误，并表示苏联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建立两党关系。双方经过激烈讨论，最后签订了一个反映南斯拉夫意愿的著名文件——《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明确指出：“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的完整，尊重两国相互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平等地位”，“承认并发展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不以任何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是意识形态的理由干涉他国内政”，“谴责任何侵略和任何政治上及经济上支配他人的企图”，苏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赫鲁晓夫访南后不久，经铁托的一再要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各国党举行了会谈，决定解散工人情报局。1957年6月，南共联盟代表团访问苏联，苏南两党就两党关系发表莫斯科宣言，再一次肯定《贝尔格莱德宣言》是处理两国关系的基础，该宣言正式承认并宣布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的思想。

赫鲁晓夫在改善南斯拉夫关系的同时，对其他东欧国家政策也进行了一定限度的调整。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推动和影响下，随着苏联国内平反运动的展开，赫鲁晓夫正式或非正式地向东欧各国党表示，战后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很多领导人的蒙难属于冤案。他们的罪名是莫须有的。东欧各国分别为在40年代下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