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打祝家庄

京剧剧目

《三打祝家庄》由延安平剧研究院出品，任桂林、魏晨旭、李纶执笔创作。取材于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第46至50回而创作的京剧剧目。

剧情简介

梁山农民起义军第一次攻打地主武装盘踞的祝家庄，由于贸然进攻、不明地势而失利。秦明、黄信等人被擒，宋江等被困盘陀路，险些全军覆没，幸有石秀向导始得脱险。

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先派石秀探明盘陀路的奥秘，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争取了李应的李家庄和扈太公的扈家庄，打破了三庄联盟，孤立了祝家庄。但最终因为祝家庄城高沟深、易守难攻，水泊梁山的义军只靠猛冲猛打很难取得胜利，第二次攻打祝家庄又遭到失败。

这时宋江考虑到：只有里应外合，始能打破防守严密的祝家庄。恰恰这时孙立携家眷及朋友来投，便设巧计：使孙立、孙新、乐和、顾大嫂等假意投靠祝家庄教师栾廷玉，从而打入祝家庄作为内应。在第三次进兵祝家庄时，孙立等与庄外的宋江里应外合，乐和智除祝小三，又有钟离父子等庄民相助，救出被擒众好汉，宋江终于大获全胜，攻克了祝家庄。

演出代表

（以上参考资料）

角色人物

（以上参考资料）

戏曲表现

1944年4月，毛泽东向刚改归中央党校领导的延安平剧研究院作出创作《三打祝家庄》的指示，目的是对广大干部、战士进行解放敌占城市的策略教育，副校长彭真当作重大政治任务，大力领导了这一工作，教务处主任兼平剧研究院院长刘芝明亲自组织、指导并参加了整个创作活动。1944年7月初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组（没有正式名称），成员有刘芝明、齐燕铭、任桂林、魏晨旭、李纶，任、魏、李为剧本执笔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对三打祝家庄故事作了精辟的分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雇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就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从哲学和军事学角度所作的概括和提高，使它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九四四年秋末，《三打祝家庄》编写过程中，彭真传达了毛泽东的口头指示：编写《三打祝家庄》剧本，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这一指示不仅总结了古代农民战争中攻打城市的基本经验，也总结了人民军队在缺乏现代武器条件下夺取敌占城市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的两个指示，是创作、修改《三打祝家庄》的指导思想。为了帮助编剧充分认识毛泽东关于编演《三打祝家庄》这一决策的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矛盾论》对三打祝家庄评论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策略思想，彭真多次与刘芝明谈话，给创作组写长信，给全院同志讲话，都是为了帮助编剧们提高认识，纠正思想认识出现的偏差。

因为创作组的几人都缺乏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经验，，为了补救这一重大缺陷，平剧研究院的校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由党校教务处召开过十几次座谈会，刘芝明主持，每次三十至五十人，主要是学员中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地委、厅、局以上的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或专业知识。帮助分析三打祝家庄故事，讨论两次起草的剧本提纲，研究重大疑难问题。第二，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等参加创作组的会议，给创作组成员讲授专门知识或工作经验，指导或帮助编剧们克服困难，突出的事例是，当时专搞城市地下工作的刘宁一、刘慎之二人一连参加五次会议，圆满地解决了如何描写梁山地下军的内应工作问题。第三，刘芝明有计划地安排编剧们在校内外进行了十来次社会调查，包括向有关的机关（主要是军事系统）或领导干部访问。这些措施让创作组成员下定决心，重新编写了新剧本。

1945年1月底或2月初完成了剧本创作，1945年2月22日、23日由平剧研究院开始演出。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京剧院再一次复排《三打祝家庄》，并邀请剧作者把全剧压缩成十三场。

剧目赏析

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京剧）革命的道路。（毛泽东评）

《三打祝家庄》较少理念成分，艺术上也比较完整，因而有较强的舞台生命力。（《二十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戏曲卷》评）

京剧《三打祝家庄》虽然根据古典小说《水浒传》改编，但和原作又有许多不同处：京剧删掉了原小说中的时迁偷鸡、李逵洗劫扈家庄、吴用智赚李应上梁山等无用且有损梁山好汉形象的情节，同时吸收了昆曲剧目《扈家庄》和《石秀探庄》等剧中一些精湛的表演艺术。

该剧从策略斗争的角度，描写梁山农民起义军总结战争失利的教训，摸索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分化敌人、里应外合等经验，终于大获全胜。通过塑造农民革命领袖宋江及众梁山好汉的英雄群像，《三打祝家庄》表现了人民的斗争意志和智慧，突出了战略思想，成为划时代的剧目。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解放区军民面临着夺取敌占城市的重要战略任务，而这出戏的创作演出于1945年的春节。这个桥段正适应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体现了毛泽东“推陈出新”的文艺思想，同时该剧又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戏剧性，遵循了传统京剧的编演规律：唱做念打齐备，文武昆乱不挡；剧中老生、武生、花脸、文武丑、武旦、武净均有出色的舞台呈现。（《北京晚报》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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