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初二

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二月初二（Second Day of the Lunar February），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包括龙抬头、社日节等。由于节期重叠，南方部分地区“二月二”既有龙抬头节习俗又有祭社习俗，如在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二月二”（古时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多以祭社（土地神）为主，祭龙多在“龙飞天”的端阳。

节日简介

“二月二”节作为中国民间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以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为固定日期，包括龙抬头节、社日节等民俗活动，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龙抬头节主要集中在北方“二月二”习俗活动中，而社日则为南方“二月二”的节俗活动内容。

二月初二，旧称土地诞辰，俗语“二月二，土地诞”，民间习俗拜土地公，祈求一年农业丰收和地方平安。福德正神俗称土地公，是闽南、港澳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庙宇较多、信仰最广、影响最大的民俗神。

节日起源

自古以来人们将仲春龙星出现于地表上的日子作为一个祈求风调雨顺、驱邪攘灾、纳祥转运的吉日。龙神驱邪，百毒不侵；龙神赐福，人畜平安；龙神发力，生机勃勃；龙神行云，风调雨顺。龙的本领再大，被老百姓最看重的还是能“兴云布雨”。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春雨较少，尤在北方地区旱期较长，大连地区就是十春九旱，故有“春雨贵如油”之说。龙既然是风雨的主宰，在二月二抬头登天之际，人们对它寄予厚望，祈求风调雨顺，将此日定为“龙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民谚“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正是对这种心态的诠释。至于二月二为何不是二月一或二月三，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双数（两个一、两个二、两个三等）有关，如一月一、二月二、三月三等。在秦汉以前，人们俗信这些特殊的日子是天地交感、天人相通的时间，往往选择这样的日子进行祈福、祭祀或纪念活动。

传说龙抬头起源于三皇之首伏羲氏时期。后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纷纷效法先王。到周武王，不仅沿袭了这一传统做法，而且还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来实行，于二月初二举行重大仪式，让文武百官都亲耕一亩三分地，这便是龙头节的历史传说。还有一种说法：相传二月初二是轩辕黄帝出生的日子。夏历二月初二，传说天上掌管降雨之神龙王抬头，意味着今后雨水会多起来，有利于耕种。

历史沿革

龙抬头演变

唐时期，在文献上仍未出现龙抬头的节俗记载。唐朝长安人把二月朔作为一个特殊的日子，说这是“迎富贵”的日子，在这一天要吃“迎富贵果子”，就是吃一些点心类食品。据《唐书·李泌传》记载，唐中叶以前，在当时的长安春天只有三个节日——正月九、正月晦(三十日)和三月上巳节，二月没有节，李泌上书，废正月晦，以二月一为中和节（取中正、平和之意），以示务本。德宗十分赞同，并下令以正月初九、二月朔和三月上巳合称三令节。二月一日这一天，皇帝要赐宴群臣，并赐给他们刀、尺，表示裁度：百官要献农书，表示务本；民间要用青色的袋子装着谷物及瓜果种粒，互相赠送亲友；村社居民要酿制宜春酒来祭祀勾芒神，以祈祷丰收等等。德宗听了十分高兴，完全采纳了李泌的意见，立即颁布了一道诏令，以贞元五年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唐代宴会总少不了赋诗乐舞，中和节宴亦复如此。

尉迟枢《南梵新闻》记载说：“李泌谓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人家以青囊盛百谷果实，更相馈遗，务极新巧，宫中亦然，谓之献生子。”可见献生子是中和节活动的主要特点。唐以后将土地神生日纳入中和节，故改为二月二日。随时间推移，逐渐人们淡忘“中和节”，只知“二月二”了。

唐代中期民间有郊外游玩的春游活动，有白居易以“二月二”为题的诗歌为证。中晚唐人韩棕在其《二月二日游洛源》诗中说：“旧苑新晴草假苔，人还香在踏青回。”又唐末至五代初的李绰《秦中岁时记》记载“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由此可知，唐代民间确实是有在二月二日这一天春游踏青、采菜等习俗活动的。

宋代，二月二春游采菜也很盛行，以至于还曾用“挑菜节”及“踏青节”来命名二月二日。宋代著作《壶中赘录》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可见宋初二月二日春游习俗之盛。而从北宋人张秉以“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为题的诗句中，人们可以知道挑菜之俗在二月二日已提高到名节的地步了。此外，南宋人周密著《武林旧事》第二卷也记载有《挑菜》项，记载了当时皇宫中也举行挑菜的御宴。此俗在宋以后一直传承了下来。“迎富”习俗也是二月二日的节俗活活动内容之一。

元明清时代，二月二日除了踏青赏花灯活动之外，开始盛行“龙抬头”这一风俗。现代所存文献最早记载了“龙抬头”习俗的，是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岁纪》：“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

明代沈榜在《宛署杂记·民风一》载“都人呼二月二为‘龙抬头’，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旋绕水缸，呼为‘引龙回’。用面摊煎饼。熏床炕，令百虫不生。”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说：“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明代宦官刘若愚的《酌中志》记有：“二月初二日，各宫门撤出所安彩妆，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曰‘熏虫’。”祭龙引龙回来，除了祈雨还可以驱逐害虫，防止它们伤害庄稼。

到了清代二月二“龙抬头节”的习俗更加丰富，并且一直延续。清康熙时的《大兴县志》记载，“二月二，家各为荤素饼，以油烹而食之，曰熏虫。”清咸丰《武定府志》：“以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清末的《燕京岁时记》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社日节演变

土地神祭祀源自远古自然崇拜，其为二月二节所吸纳同样经历了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社神即为土地神的原型，《公羊传·庄公二十五年》载：“鼓用牲于社。”《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亦云：“共工氏之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先秦时期社神信仰源自后土崇拜，勾龙为社神，以击鼓用牲祭祀社神。关于祭祀社神的时间，《礼记·郊特牲》记载：“社，祭土，用甲日，即用日之始”。此“日之始”《礼记·月令》明确定在二月的元日，即二月初一。

汉以后仍然实行二月和八月进行春秋社祭，至于社祭的时间，晋嵇含著《社祭赋》言汉代在二月卜丙午日，魏在二月选择丁未日，晋时在一月酉日，各因其行运。《魏书·礼志一》记载魏时春秋社在戊月，隋唐两代继承了北魏这一规定。宋时规定立春及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春秋两社大致在春分和秋分后五天之内举行。

明清时期社祭在北方逐渐衰落，而南方却仍然盛行，与此同时土地庙进一步普及。这与明时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关系，明太祖朱元璋令各地城市中建城隍庙，乡野设土地庙，同时规定每里一百户立祭坛一所，祭祀五谷、五土之神。更重要的是，明朝始，江南一带把二月二定为土地神诞辰日。万历年间李一揖著《月令采奇》和崇祯年间的《闽书》都明确记载了二月二日为土地神的生日。土地神诞开始影响到社祭，嘉靖年间浙江地方志《淳安县志》曰：“乡间于二月二日祭里社”。顾禄的《清嘉录》泽记载更为详尽：“二月二日，为土地神诞，俗称土地公公，大小官薢皆有其祠。官府皆祭，吏胥奉香火者，各牲乐以酬。村农亦家户壶浆以祝神鯬，俗称田公、田婆。”嘉靖年间江苏地方志《六合县志》将此时社祭与土地信仰相混合的现象记载得更为明显：“二月遇社日，各坊巷具牲醴祭当境土地神，谓之土地，祭毕，会饮。秋八月遇社日亦然，主社者每社日一易。”从明清时期各地的方志载录来看，社祭大多是在社日祀社神以祈年。

节日习俗

习俗活动

在民间，土地公也被视为财神与福神，因为民间相信“有土斯有财”，因此土地公就被商家奉为守护神。据说他还能使五谷丰收，因此，很多人就把土地公迎进家里祭拜。一般家庭的厅堂五神中必有供奉土地公，家中没有供奉土地公的，也在每月的初二、十六，在家门前设香案、烛台、供品祭拜。不过一般农家则是以每月的朔、望两天，也就是初一和十五祭拜土地公。农历二月初二也是土地公公的诞辰，土地公公的主要职责是保佑一方土地作物生长茂盛。龙头节是一年耕种的开始，所以人们烧香祭祀、敲锣鼓、放鞭炮，为土地神祝贺生日，希望这一年五谷丰饶、平平安安。即借敬神、娱神而娱人。

二月初二这天大人们要用五色布剪出方形或圆形小块，中间夹以细秫秸秆，用线穿起来，作长虫状，戴在孩童衣帽上，俗称“戴龙尾”，驱灾辟邪。旧时这天让孩子开笔写字，取龙抬头之吉兆，祝愿孩子长大后断文识字。

传说龙王因不忍民间受干旱之苦，违抗玉帝旨意降雨，被玉帝压在山下，山上立碑：“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阁，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因感激龙王义举而家家户户炒形似金豆的玉米，玉帝看人间家家户户院里金豆开花，只好诏龙王回到天庭，继续给人间兴云布雨。而每年二月初二炒玉米的传统亦保留了下来。

旧时，正月新娘不回门，媳妇不走娘家。过了正月，到了二月二这个吉祥日子，各家就可以接女儿回娘家了。尤其怀有身孕的小媳妇，会将龙气带回娘家。

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剃头习俗，并且称之为“剃龙头”。从这些地方志的文字描述中可以看出，参与“剃龙头”民俗活动的主体既有成人，也有小孩，也不需要举行特殊的仪式，仅是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理个发，图个新年吉利而已。

“龙抬头”也是农村的农事节。农谚曰：“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农时春雨贵如油。倘春雨充沛，预示着一年的大丰收。

二月二祭祀龙王，还寄寓着人们“引龙伏虫，驱毒除瘟，保佑平安”的愿望。二月二正是惊蛰前后，“惊蛰过，百虫苏，蝎子、蜈蚣都露头。”百虫萌动，易传疾病，易伤五谷，而“龙是鳞虫之长，龙出则百虫伏藏”。因此人们“引龙伏虫”，希望借龙威镇伏百虫，驱毒除瘟，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

二月二这天，万物生发。在二月二这天早上卯时，也就是早上的5点至7点，朝着东方太阳升起的方向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这就是采龙气，寓意着新的一年吸进满满的福气。

黄河三角洲及一些沿河地区还有”放龙灯“的习俗。不少人家用芦苇或秫秸扎成小船，插上蜡烛或放上用萝卜挖成的小油碗，待到傍晚时分，放到河里点燃为龙照路，传递一种美好的祝愿。

东北部分地区在二月二早晨，以长竿击打房梁，谓之”敲龙头“。把龙唤醒，佑一方平安。大人小孩还念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有的地方在院子里用灶灰撒一个个大圆圈，将五谷杂粮放于中间，称作”打囤“或”填仓“，预祝当年五谷丰登，仓囤盈满。击房梁就是用木棍或者竹竿敲击房梁，以惊走蛇、蝎等毒虫，毋使为害。有的地方流行敲击炕沿，目的与敲击房梁相同。

中国北方广泛的流传着“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的民谚。农历二月初二清晨，北方很多地区的村民早早起床，家庭主妇从自家锅灶底下掏一筐烧柴禾余下的草木灰，拿一把小铁铲子铲些草木灰，人走手摇，在地上画出一个个圆来。围仓的圆圈，大套小，少则三圈，多则五圈，围单不围双。围好仓后，把家中的粮食虔诚地放在仓的中间，还有意撒在仓的外围，象征当年的大丰收。

食俗

二月二这天在饮食上也有一定的讲究，北方百姓在这天饮食多以龙为名。吃春饼名曰“吃龙鳞”，吃面条名曰“吃龙须”，吃馄饨为“吃龙眼”，吃饺子则叫“吃龙耳”，面条、馄饨一块煮叫做“龙拿珠”，吃葱饼叫做“撕龙皮”。有些地方还有吃“龙眼”、“龙须”、“龙舌”、“龙耳”、“龙皮”、“龙子”、“龙蛋”以及吃春饼、吃猪头肉的习俗。一切均取与龙有关的象征与寓意。这些都寄托了人们祈龙赐福的强烈愿望。

二月初二这天大多数农家都吃“鼓撅”（手搓面条），俗称“顶门棍”。有人说，吃了“顶门棍”，把门顶住，邪祟不入，一年太平。有人说，过春节大家都吃闷了、玩昏了，吃一顿鼓撅顶灵性，就开始干活过日子了。

《云笈七签》载：“社日饮酒一杯，能治聋疾。”这一天，部分地区还有有喝中和酒、宜春酒的习俗，说是可以医治耳疾，因而人们又称之为“治聋酒”。

节日禁忌

龙在古代被看做神圣的象征，这天有很多禁忌以防伤害到神龙，影响一年的运气。在这些传统民俗活动中，体现了古人敬天畏地的分寸感和边界心，尊重自然规律、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处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基因密码。

忌针刺龙眼：此日家中忌动针线，怕伤到龙眼。清末的《燕京岁时记》说：“二月二日，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也。”

忌喝粥、吃米饭：以免糊住龙眼天将降冰雹。人们认为粥是龙血，米饭是龙子。

忌吃面条：吃面条就是吃龙须，惹了龙王，当年会闹涝灾。

忌洗衣：防止伤了龙皮。

忌盖房打夯：以防伤“龙头”。早晨担水时，禁忌水桶碰到井帮，否则会碰伤龙头。

忌纺花：北京、河南等地流传“二月二纺花，胭了龙毛龙抓”，龙抓就是雷电击人的意思。

忌推磨：以免压住“龙头”：俗话说“磨为虎，碾为龙”，这天要将磨支起上扇把龙头抬起来怕“研烂了龙头”。

节日传说

皇帝耕田

上古时期的三皇之首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初二这天都要御驾亲耕，其妻子也会在旁边送饭，支持伏羲氏的做法。后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都纷纷效仿先皇的做法，一直到周武王，不仅沿袭了这种做法，而且还将这种传统作为一项重要的国策来实行。在二月初二这天，要举行重大仪式，而且文武百官都要亲自耕种一亩三分地。民间有句谚语：“惊蛰一犁土，春分地气通。”这时候就到了即将开始春耕大忙的时候了。一方面出于继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是动员人们赶快投入春耕工作，别误了农时，二月初二这天，皇帝会象征性地带领文武百官到他的“一亩三分地”上去松松土。明朝和清朝前期的皇帝每到二月初二时，都要到先农坛里面的耕地去松土。从雍正皇帝开始，每年的二月初二改为出圆明园，到“一亩园”（今海淀圆明园西侧）去耕田。

炒苞谷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宫里每天都很忙，他要管的事非常多，既有天上的闲事，也有人间的杂事，还有阴间的鬼事。他也像人间的皇帝一样，每天都要上朝。有一天，玉皇大帝竟然发现人间有一个女人当了皇帝，而且她的名字竟然还叫做“武则天”，这名字明显就是对天上的玉皇大帝不敬。如果女神仙们也学了武则天的做法，岂不是要篡夺玉皇大帝的宝座。于是玉皇大帝大发雷霆，让太白金星传令给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作为对武则天的惩罚。这就苦了老百姓了。庄稼全都枯死了，河塘也干了，人们眼看着没有了活路，每天以泪洗面，哭哑了嗓子，可玉皇大帝还是无动于衷。

众位雨神都动了恻隐之心，聚在一起商量来商量去，可是没有一个人敢违抗玉皇大帝的命令，只能在一起干瞪眼。一天，天上突然飘过来一朵云彩，下了一场倾盆大雨。百姓们久旱逢甘露，大家知道自己得救了，都在地上跪拜。他们不知道，这是掌管天河的玉龙下的雨，而只是不停地上香磕头，感谢风神雨神和玉皇大帝。其实这条玉龙之前也曾因解救百姓疾苦而私自下过雨，结果被玉皇大帝贬到了凡间，后来他受到观世音菩萨的点化，变成一匹白马，随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受尽了苦难，终于取得了真经。玉皇大帝念他将功补过，就又将他召回了天上，官复原职。

这次玉龙听到人们哭得这么惨，心里很是同情，于是再一次不顾一切地降下甘霖。玉皇大帝得知此事，大怒，让天兵天将把他捉拿归案，又命太白金星用拂尘变成一座山峰压住玉龙，在上面刻着：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要想重登灵霄殿，除非金豆开花时。人们看到了碑文才知道事情的原委，于是在镇压玉龙的山峰前日夜供奉，还到处去找开花的金豆。第二年二月初二，一个老婆婆背着苞谷去赶集，不小心将口袋中金黄的苞谷籽撒了出来。大家一看，这苞谷籽就像金豆一样啊，炒一炒就能开花啦。于是那天，各家各户都炒了很多苞谷花。

太白金星年纪大，眼睛花，以为苞谷花真的是金豆开花，便收了拂尘。玉龙终于又恢复了自由，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又是对着干旱的大地喷起雨来。玉皇大帝很快就知道了太白金星眼花，将玉龙放了出来的事情，他气得鼻子都冒烟了。太白金星小心翼翼地对玉皇大帝说：“玉帝，您看，咱们的香火全靠地上的人在供奉，要是把他们都饿死了，咱们也没有好处啊。”玉皇大帝想了想，觉得太白金星说得也有道理，于是也就默认了找个台阶下，召回玉龙，让他继续管理天河。玉龙虽然回到了天庭，但人间已经形成了二月初二早上起来炒苞谷花的习惯，边炒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节日内涵

“二月二”是一个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节日，在北方，人们关心“龙抬头”，用各种方式纪念它，原因在于二月正是农作物播种的季节，龙抬头节的节日活动与禁忌，绝大多数都与敬龙崇龙有关，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们吃“龙食”、引钱龙、避龙忌等风俗活动，都是为了祈求龙神赐福，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都反映和体现了人们对龙的崇拜和信仰。

祈雨、祈年和祈子三者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生殖，事实上，在原始的生殖观中这种互渗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为人的生殖而祈年，为了谷物的生殖而祈雨，男女之交合在远古人眼里不但是感发云雨的手段，也是促成庄家丰产的重要途径，还是娱神得子的一种方式。二月二不管是祭祀龙神还是祭祀土地神，这种交感之术自始至终都是贯穿其中的，因此，二月二也就成为人们祈子的重要日子，这一点尤以社祭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冬春交替阶段狂欢自古至今始终是贯穿二月二节的一条主线，在远古的时候，春社节就是氏族内部或相邻氏族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春季狂欢节，尽管历尽上千年年的传承演变，这一内核仍一直延续。

节日影响

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二月二节仍然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得以传承，又因地域或者自然等其它条件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固有的文化内核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承着，在中国众多节日文化中独具特色。然而，人们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强劲冲击，“二月二”节已明显呈现出衰亡的迹象。作为一种濒危的传统文化，对“二月二”节俗的深入研究已刻不容缓。为此，如何从实际出发，采取正确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在开发利用节日文化旅游的同时，保护好“二月二”这一具有独特风韵的传统节日，使其更好地发挥带动经济效益的功能，促进地域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二月二节从古代的社祭沿袭而来，最终又分化为南、北截然不同的两种节俗活动，在中国众多民族总都留下了痕迹，又因各民族自身自然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着差异。随着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二月二节祈求农桑的表层文化意蕴已无多大意义，这也正是它逐渐被淡化的根本原因。人们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的科技与手段，在市场与传统节日的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借市场的力量推动二月二节的保护，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推动市场经济向更加健康的方向进步。

文化作品

诗词

著作

元代《析津志》记载，大都风俗：“二月二，谓之龙抬头。”明代元费著《岁华纪丽谱》记载：“二月二日，踏青节，韧郡人游赏散四郊。汪灏《广群芳谱·天时谱》，引《翰墨记》记载：“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为花朝节，士庶游玩，又为挑菜节。”

清康熙年间《大兴县志》记载：“二月二，家各为荤素饼，以油烹而食之，日熏虫。”清咸丰年间《武定府志》记载：“二月二日，为春龙节。取灶灰围屋，如龙蛇状，名曰引钱龙，招福祥也。”《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二月二，日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燕京岁时记》记载：“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是日食饼者谓之龙鳞饼，食面者谓之龙须面。闺中停止针线，恐伤龙目。”《大同府志》记载：“二月二日，各村疃社醵钱献生，谓之“扶龙头’。提壶汲井水注之，曰‘引龙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谚语

相关节日

“二月二”节不是一个孤立的节日，节期相邻的晦日节、中和节和花朝节等无不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便是文化传承的断裂与代偿机制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官方礼俗可以借助行政命令得以创立或者禁止，而民间习俗则不能，“新的民间习俗的形成不是创立，而是在原有的其他习俗的基础上的发展，民间习俗的消亡也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禁止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代偿机制完成。”在二月二的文化变迁中，出现了替代与转移两种代偿的形式。中和节的出现是一种替代机制，这是一种通过官方行政命令强制性的主观的替代，而其随后的消亡则是一种转移机制，随着一定的社会环境的变化自然的客观的进行了转移。晦日节、中和节、花朝节等古代的众多节日在兴起一段时间后有逐渐消亡，其文化因子实际上并没有消失，随着二月二在南北方逐渐深入人心，逐渐转移到其间来，实现着文化的自发传递。

晦日节

晦日是指阴历每月的最后一天，即大月三十日或小月二十九，每年正月晦日作为一年的第一晦日即“初晦”，格外受古人的重视。在正月晦日举行某些民间活动的习俗大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出现，经隋唐两朝的发展，至唐代晦日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之后公元789年始，即唐德宗贞元五年唐政府创立中和节，强行的将晦日节废除，晦日节习俗因此一部分移入到中和节，最后又移入到“二月二”中。

中和节

古代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是一个官方利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行的一种人为节日，以祭祀春神勾芒为主的习俗，后来又为“二月二”的社祭习俗所取代。除个别地方尚有些遗留外，中和节在宋以后基本消失，其习俗大部分移入到了“二月二”中得以保存下来。唐朝末年李绰《秦中岁时记》载：“二月二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便是中和节都人原本在中和节举行的春游习俗移向“二月二”的最好证明。

花朝节

将花朝节列入二月二最早见于明代。崇祯年间方志浙江《乌程县志》载：“二月二日花朝，士女皆摘叶擦于头，谚云‘蓬开先日草，戴了春不老’。”又嘉靖年间《淳安县志》载：“二月二日，东西坊市为会，多以花丽相高，其间有露台，甚奇巧，然亦观上人好尚而为之，乡间于是日祭里社。”此中所载城中风俗与《乌程县志》所记类同，而此日在乡间人们是祭祀社神的，由此可见，在南方花朝节已在向二月二祭祀土地神的方向转移。花神的信仰自唐代始，后来慢慢的消失，核心文化因子为二月二节所取代，尽留下一些娱乐功能。

卖身节

二月初二卖身节: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的一个节日，起源于明末清初。东坑“二月初二卖身节”美丽的传说和历史足以说明，东坑之所以形成“二月初二”这个奇特的节日，是因为东坑有着“农耕年代”的辉煌。

在东坑，有“卢家地、谢家田”的著称。连接寒溪江畔，一条青鹤小河得天独厚地成为当时贯通省城的运输大动脉。广州、东莞、石龙、惠州等货船常到东坑。东坑麻石街卖糖墩成为农副产品、生活用品的中转码头。蚕桑种养、庶糖加工、谷米加工、榨油加工相继兴起。尤其夏收夏种之后，一河两岸斗蟋蟀的蟀寮，连绵一片。其赌馆、烟馆、妓馆昌盛，省港粤剧红伶濒临东坑闹市，载歌载舞，灯红酒绿，人称为“小澳门”。特定的运输环境，特定的农耕需求，谱写成了一曲“二月初二”的颂歌。

传说，“卖身节”是出自东坑塘唇村，有一姓卢的大户，赶着清明之前开耕，农历二月初二这一天，在塘唇村前，贴出雇请农耕长工启事。自此之后，形成习惯，没有田地的青壮年都在“二月初二”这天，坐在塘唇村前的围篱上，头戴斗笠、身披粗布巾，以示“卖身”，出卖劳力，等待财主雇请。有田地的财主，就在这天，到塘唇村前，挑选“卖身”的青壮年、放牛仔，一雇就是一年，这就叫“卖身”。

接着，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于是传出了很多“遇仙记”：传说这天有天上仙人下凡，到东坑观看“卖身”并行善事，普救众生云云。比如：《曲磨臂》、《直鱼钩》、《金色的锄头》、《“东仔”故事》、《糖不甩》、《连天阴天，天必半晴》。神乎其神，所以，“卖身节”也有人叫“遇仙节”。越传越神奇，于是乎，“二月初二”这一天，小河岸边、木桥两侧，人山人海，远近商贾云集东坑。远者，省、佛、陈、龙从水路乘船以至，近者周边乡里，步行而来，说要遇仙，真是盛会空前。走时，人人都要买一件物品带回去，以示遇到了仙人，带回去好运。明清以来，一直到如今。

几度沧桑，东坑“二月初二”名为“卖身节”，又名“遇仙节”，后改为“翻身节”。21世纪来，改名为“欢乐节”，游人爱在大街上用玩具水枪射水作乐，故又名“射水节”。“二月初二”来过欢乐节的人们，都希望在这一天，让东坑之水洒一身吉祥，带回去一身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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