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知

刘师知，沛国相人。家庭世代为普通氏族。

刘师知好学，有当世之才。博览书生，工于文笔，善于仪礼体制，台合中的种种过往之事，他都十分了解。梁代任王府参军。绍泰初年，陈霸先入朝为辅，命刘师知为中书舍人，执掌诏诰。此时正是兵乱之后，礼仪多有阙失，陈霸先为丞相，加九锡，并受禅，礼仪注意事项等都由刘师知所定。

陈高祖受命，刘师知仍为舍人。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廷大臣们共同商议大行皇帝灵位侠御人所穿衣服吉凶的制度，博士沈文阿提议，应穿吉服。刘师知提议说：“既然称成服，本是备丧礼，灵位筵席上所穿衣服，都该是白色丧服。今日虽然没有大行侠御官的事，但按照凿伐昭明太子薨，成服侍御之官，全都穿丧服，惟独穿锁甲的人不同，这就可以参照。我认为六成服，侍御灵位的人必须穿丧服。”中书舍人蔡景历也说：“虽然没有明确的准则，但按照山陵有凶吉的仪礼，成服惟凶无吉，文武侠御者，不容许独穿佩有玉珥的貂服，情礼如此，理应穿丧服。”中书舍人江德藻、谢岐等都赞同刘师知的提议。沈文阿又提议说：“翻阅晋、宋时的《山陵仪》载：‘灵车棺材降临殿上，各侍中奏。’又《成服仪》称：‘灵车棺材容许侠御官及香橙。，又翻阅《灵舆梓宫进止仪》称：‘值灵侠御穿吉服，在吉仪仗队中。又载：‘棺材侠御穿丧服，在凶仪仗队中。’造就是在殿有吉凶两侠御的规矩。”此时因为双方提议不同，便启请左丞徐陵决断。徐陵说：“棺材拊于山陵，灵位筵席拊于宗庙，有此分别判断，便可验之以吉凶。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的人，带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都是吉服，哪容许侠御独穿丧服?此便断然可知了。若说公卿胥吏都穿丧服，造与棺材的部曲行伍者有什么区别?如说文物都要吉，而司事的人凶，难道容许穿丧服而奉帝王伞盖，穿丧服而升帝王之车吗?我赞同博士的提议。”刘师知又提议说：“左丞相引棺材拊于山陵，灵位筵席拊于宗庙，必然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还是坚持以前的决断，终究是山陵之礼。如果龙驾出殡，皇车兼设，吉凶的礼仪，本来就已具备了，以成服为准，我有所不安。丧礼的制度，白天子已达。按王文宪《丧服明记》载：‘官品第三，侍灵人二十。官品第四，下达士礼，侍灵之数，并有十人。他们都是穿白布衣服，戴白绢帽。内丧女侍数目同外侍一样，而都穿缉边缝齐的丧服。有人间内外侍灵者都一样，为何丧服有差异?答道，如按君臣之礼，那么外侍是丧服不缝衣旁和下边，内侍是丧服缉边缝齐。近来世道多变，礼仪便随事而省。诸侯以下的臣吏都微不足道，至于侍奉，多出于义附，君臣的礼节不全，丧帽的费用实缺，所以便因袭常服，只是变换帽子而已。妇人的侍者，都是卑微的奴隶，君妾的道既然纯正，穿衣服的章法也就具备了。’皇朝的典章，还有不同，以此类推，可以知道是穿不缝衣旁和下边的丧服。那儿有侍灵者，就犹如侠御，既戴白帽，照理不会穿朱红色的衣服。而且梁代昭明《仪注》，现在还见存，二文均有显证，差不多可成为准则。况且礼出于人情，可以得到消息。凡人有丧事，既陈设了筵席机制，摆了总帷与灵屏，变化原来的常规礼仪，用芦箔与草庐，即是凶礼。堂室之内，亲人与宾客都来了，穿各种形式的丧服，哭的次序不齐，黑色冠者不吊，无不是丧服。哪有见门生旧吏，穿丝绸服装而来，左是姬右是妾，红色与紫色相糅合?何况四海之内为皇帝驾崩，普遍的情感是相同的，三军服丧，穿丧服之制应是一致的。于是使千门早晨开启，不涂白粉于红色宫闱，百官来到，变穿粗服为大红官袍，且队列中金光闪耀，佩戴的玉饰发声而行，此种情状求之于怀抱，固然不合心意，准之以礼经，从无此等事。怎么可以拿成服之仪，来譬之以山陵之礼?葬礼的过程既然已结束，所以有吉凶的仪礼之别，所谓成服，本是成丧礼，百司外与内，都变为吉容，侠御独独不这样，哪裹可说是成服?如灵位没有侠御就算了，有侠御就必须穿丧服。”谢岐提议说：“灵位筵席拊于宗庙，棺材拊于山陵，实如左丞相所议。但是，山陵仪仗队，都有吉凶之分，从灵车的人仪服不变，从棺材的人都穿丧服。至于士礼，全同于此种制度，这自然是山陵的仪礼，与成服没有关系。今天说棺材灵屏，都在西阶，称为成服，也没有仪仗队，应当是从小官到王公，四海之内都必须备丧服。像梁代昭明太子薨，即是现成的例子，哪能容许士人庶民都穿重丧之服，而侍中到武卫，尤其是近官，倒反而穿佩玉饰的华丽服装，与平时的吉礼无异?左丞相既然推之以山陵的事，我以为或许是说与成服不一样。如果当天侠御同文武百官不一样，那么侍灵的人，主书、宣传、齐干、应敕的人，都应不改。”蔡景历又提议说：“侠御宫，本出五百，当天穿戴好丧服待于屋中，仍在本省被引上登殿，岂可改变成穿貂玉之服?如另外兼摄其他官，从而佩戴簪珥之饰，那么当日便有不成服的人了。山陵自有吉凶二议，成服凶而不吉，还是应按照前议，我赞同刘盒人的意见。”丝堕趸又提议说：“我认为祖葬的时辰，其始终已经完毕，达官有追赠，须表以恩荣，有吉仪仗队，恐怕即由此义，私家都模仿学之，因而成了习俗。上服本是变吉为凶，理不应还穿绸缎服装。刘舍人引用王卫军《丧仪》和梁伐昭明太子故事，这明显的证据已足以审视，博士、左丞相是各尽自己的衷心，既然没有什么取证，就应再详细问询，可向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诸通袁枢、张种、周弘正、至递、边堕、壬速咨询。”此时八座以下同时请求：“按照大家所议，斟酌参考旧仪，梁昭塱主王《丧成服仪注》，明文现存，足可为准。成服那天，侍官理不该仍从吉礼。那些葬礼分吉，自是在山陵之时，不关成服。我们以为刘盒厶的提议，适合于此事。”徐陵又答道：“我年老病重，不能多说，古人有争议，多成怨家，傅宝在置伐受指责，王直在龃被陷害，我自应闭，恭敬听从高命。如我万一不死，还得申言，希望与朝廷贤人再次伸张商榷。”沈文阿也还坚执己见，众人之议无法决断，于是只好详绿双方之议上奏，最后依从刘师知的提议。

不久改任鸿胪卿，舍人照旧。天嘉元年，因事牵连被免职。当初，世祖让师知撰写《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到天嘉元年冬，共十卷。被起用为中书舍人，又掌韶诰。天康元年，世祖不适，刘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人入宫侍服医药。世祖崩，他受顾命。到高宗为尚书令，入宫，光大元年，师知与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高宗回东府，事情被发觉，刘师知在北狱被赐死。

刘师知性格粗疏简略，与事物多逮逆，虽然官位不改，但所受委任很重，他所作静言进谏，都很有裨益。

祖父：刘奚之，南齐晋安王谘议参军、淮南太守。

父亲：刘景彦，南梁尚书左丞、司农卿。

《陈书 卷十六 列传第十》

刘师知，沛国相人也。家世素族。祖奚之，齐晋安王谘议参军，淮南太守，有能政，齐武帝手诏频褒赏。父景彦，梁尚书左丞、司农卿。师知好学，有当世才。博涉书史，工文笔，善仪体，台阁故事，多所详悉。梁世历王府参军。绍泰初，高祖入辅，以师知为中书舍人，掌诏诰。是时兵乱之后，礼仪多阙，高祖为丞相及加九锡并受禅，其仪注并师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为舍人。性疏简，与物多忤，虽位宦不迁，而委任甚重，其所献替，皆有弘益。

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议大行皇帝灵座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议，宜服吉服。刘师知议云：“既称成服，本备丧礼，灵筵服物，皆悉缟素。今虽无大行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侠侍之官，悉著斩縗，唯著铠不异，此即可拟。愚谓六日成服，侠灵座须服缞绖。”中书舍人蔡景历亦云：“虽不悉准，按山陵有凶吉羽仪，成服唯凶无吉，文武侠御，不容独鸣玉珥貂，情礼二三，理宜縗斩”。中书舍人江德藻、谢岐等并同师知议。沈文阿重议云“检晋、宋《山陵仪》：灵舆梓宫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仪》称：‘灵舆梓宫容侠御官及香橙。又检《灵舆梓宫进止仪》称：直灵侠御吉服，在吉卤簿中。又云：梓宫侠御衰服，在凶卤簿中。是则在殿吉凶两侠御也。”时以二议不同，乃启取左丞徐陵决断。徐陵云：“梓宫祔山陵，灵筵祔宗庙，有此分判，便验吉凶。按山陵卤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导引者，爰及武贲、鼓吹、执盖、奉车，并是吉服，岂容侠御独为縗斩邪？断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并服縗苴，此与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岂容衽绖而奉华盖，縗衣而升玉辂邪？同博士议”。师知又议曰：“左丞引梓宫祔山陵，灵延祔宗庙，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犹执前断，终是山陵之礼。若龙驾启殡，銮舆兼设，吉凶之仪，由来本备，准之成服，愚有未安。夫丧礼之制，自天子达。按王文宪《丧服明记》云：‘官品第三，侍灵人二十。官品第四，下达士礼，侍灵之数，并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绢帽。内丧女侍数如外，而著齐縗。或问内外侍灵是同，何忽縗服有异？答云，若依君臣之礼，则外侍斩，内侍齐。顷世多故，礼随事省。诸侯以下，臣吏盖微，至于侍奉，多出义附，君臣之节不全，縗冠之费实阙，所以因其常服，止变帽而已。妇人侍者，皆是卑隶，君妾之道既纯，服章所以备矣。’皇朝之典，犹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斩。彼有侍灵，则犹侠御，既著白帽，理无彤服。且梁昭明《仪注》，今则见存，二文显证，差为成准。且礼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丧，既陈延几，繐帷灵屏，变其常仪，芦箔草庐，即其凶礼。堂室之内，亲宾具来，齐斩麻缌，差池哭次，玄冠不吊，莫非素服。岂见门生故吏，绡縠间趋，左姬右姜，红紫相糅？况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军缟素，为服之制斯一。逐使千门旦启，非涂垩于彤闱，百僚戾止，变服粗于朱AX，而耀金在列，鸣玉节行，求之怀抱，固为未惬，准以礼经，弥无前事。岂可成服之仪，譬以山陵之礼？葬既始终已毕，故有吉凶之仪，所谓成服，本成丧礼，百司外内，皆变吉容，侠御独不，何谓成服？若灵无侠御则已，有则必应縗服。”谢岐议曰：“灵延祔宗庙，梓宫祔山陵，实如左丞议。但山陵卤簿，备有吉凶，从灵舆者仪服无变，从梓宫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礼，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仪，非关成服。今谓梓宫灵扆，共在西阶，称为成服，亦无卤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备縗绖，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岂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卫，最是近官，反鸣玉纡青，与平吉不异？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谓与成服有殊。若尔日侠御，文武不异，维侍灵之人，主书、宣传、齐干、应敕，悉应不改。”蔡景历又议云：“侠御之官，本出五百，尔日备服居庐，仍于本省，引上登殿，岂应变服貂玉、若别摄馀官，以充簪珥，则尔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议，成服凶而不吉，犹依前议，同刘舍人。”德藻又议云：“愚谓祖葬之辰，始终永毕，达官有追赠，须表恩荣，有吉卤簿，恐由此义，私家放斅，因以成俗。上服本变吉为凶，理不应犹袭纨绮。刘舍人引王卫军《丧仪》及检梁昭明故事，此明据已审，博士、左丞乃各尽事衷，既未取证，须更询详，宜谘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诸通袁枢、张种、周弘正、周弘让、沈炯、孔奂。”时八座以下，并请：“案群议，斟酌旧仪，梁昭明太子《丧成服仪注》，明文见存，足为准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犹从吉礼。其葬礼分吉，自是山陵之时，非关成服之日。愚谓刘舍人议，于事为允。”陵重答云：“老病属纩，不能多说，人争议，多成怨府，傅玄见尤于晋代，王商取陷于汉朝，谨自三缄，敬同高命。若万一不死，犹得展言，庶与朝贤更申扬搉。”文阿犹执所见，众议不能决，乃具录二议奏闻，从师知议。

寻迁鸿胪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敕刘师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为十卷。起为中书舍人，复掌诏诰。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刘师知与尚书仆射到仲举等入侍医药。世祖崩，预受顾命。及高宗为尚书令，入辅，光大元年，刘师知与到仲举等遣舍人殷不佞矫诏令高宗还东府，事觉，于北狱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