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手

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劳动活动中惯用或善用的手

利手一译“优势手”。在日常生活、工作、学习和劳动活动中惯用或善用的手。可分为右利手、左利手和两利手。可通过写字、拿刀叉和筷子、掷物、划火柴、刷牙、持剪刀等精巧动作的测查予以判定。一般以哪只手写字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志。约90%的人惯用右手。关于其成因，说法众多。有的认为由遗传因素决定；有的强调后天环境、社会、文化和功能上的原因；有的则认为与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单侧化有关，把它当作大脑两半球功能单侧化的标志，即认为右利手者言语优势脑在左半球，左利手者则是右半球。但后来对左利手者与大脑两半球功能单侧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一些左利手者没有单侧化倾向，因此它并不是一种立即出现的全或无现象，而包含从双侧性向本现象的复杂转移和改变的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同儿童大脑皮层机能发育成熟程度有关。它并非一成不变，可通过教育、训练予以改变。不过成年以后，这种改变将十分困难。在动物界中也存在利手现象，即动物偏好用左脚或右脚的习惯。如某些鸟类(如鹦鹉用脚爪将食物送到嘴边)和哺乳动物(天鼠、猫和灵长目动物等)。地栖灵长目动物(猕猴和狒狒等)的利手现象比树栖灵长目动物(长臂猿和叶猴等)更为明显。这可能是极端专一化的左利手或右利手不利于树栖灵长目动物在树枝间移动。演化原因及其生物意义还不详，但动物身体各部分功能的专职化，可提供认识的线索。

研究表明

绝大部分右利者的言语优势半球在左侧，因而称其为优势半球，称右半球为非优势半球。左利者的优势半球则为右半球。长期以来，利手被视为言语优势在大脑哪一侧的外部标志。形成大脑两半球机能专门化的概念来自失语症的研究。1836年达克斯（Dax）曾指出失语与左半球病变有关，之后，Broca根据其临床失语病人的研究，认为左半球具有言语机能的优势。后来发现一些复杂的高级机能如说话、阅读、书写、计算、左右辨认等都由一侧半球－左半球主管，所以称它为优势半球。这一概念是从“利手”的概念类比而来的。人在长期劳动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一些日常必须的活动常习惯用一只手来进行。于是就有了人手的优势－“利手”的概念。世上大约有90%的人是用右手执行高度技巧性劳动操作，称之为“右利手”。研究发现右利人中绝大部分的语言优势半球是在左侧。左半球管理右手活动，所以长时期来“利手”被视为语言优势在哪一侧半球的外部标志。

国外研究

利手和大脑语言优势半球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根据西方的研究资料，右利手占人群中90%左右，左利手占5%～10%。有一些人称混合利，左右手皆用。判定一个人是否右利或左利，有十多个左右的检查项目，包括写字、拿刀叉或筷子、掷东西、划火柴、刷牙、持剪刀等，一般以用哪一只手写字作为主要标志。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基本科学数据说明中国人的语言优势半球和利手情况，中国人（主要是汉族）用的是方块表意文字，与西方国家的拼音文字不一样。因此，中国人的语言优势半球是否和用拼音文字的人不一样？西方学者认为他们是用一侧半球思考问题的，中国人在两侧半球是否可能都有较发展的书面语言代表区？此外，由于传统的风俗习惯，孩子自幼被教导非用右手写字、拿筷子吃饭不可，如果孩子用左手就要被家长、老师纠正过来，这样在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脑言语优势与外部标志“利手”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都是很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成立小组

1980年在柳州医学心理学全国学术年会上成立了利手研究的全国协作组，1981年在全国六大行政区14个省市地调查，得出了中国人左利比例为0.23%，仅为西方国家中左利人的十分之一以下。如果把潜在的左利也计算在内，也只有1.84%，远远低于西方学者调查的数字。我们进行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男女同卵、异卵双生子、少数民族和神经精神病人的利手调查，发现体育工作者（运动员）的左利手比例较高，说明右半球的机能与体育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右半球对空间定向和感知上具有优势，在体育竞赛中如何充分发挥右脑的作用已是西方体育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分类

关于利手形成的机理和大脑优势的关系目前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学者们提出的学说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强调先天遗传素质和结构上的原因；一类则强调后天环境、社会文化和机能上的因素。目前学者们倾向于先天遗传素质和后天教育训练两者在利手形成中都起作用。

鉴于婴儿尚无利手（孩子在七个月以前没有利手倾向），多数作者认为手的运动随着大脑机能的发育而发展。利手形成随大脑机能一侧化而逐渐偏向一侧。

利手与大脑优势的关系，多数人倾向于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影响的共同作用。

婴幼儿利手研究

婴幼儿手的活动什么偏向一侧，利手是怎样形成的？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为此我国学者设计了幼儿左右手抓物的实验，将盛有大小各异的皮球、数量不等的大枣，不同颜色的线和各种玩具的四个盘子，依次呈现在孩子面前，令其用手从盘子里抓物，观察孩子用哪只手取东西。被试从六个月开始一直测试到七周岁，每一年龄组100人，共700人。

实验结果

实验获得如下结果：

1．1岁以内婴儿的左、右手率，在50%上下，随年龄增长右手率逐渐增加，2岁猛增70.3%，3岁达79.2%，以后增长缓慢，至7岁为85.1%；左手率随年龄增长而相应下降。

2．稳定地有一只手抓东西，即纯用左手或右手取物的人数，随年龄而逐渐增长，1岁组为13人，2岁组为25人，3岁组53人，4岁组57人，5岁组73人，6岁组83人，7岁组86人。1～3岁组间有显著差异（P＜0.005），3～7组间无显著差异。

3．父母利手对子女抓物有一定影响：父母全右利手，子女用左手率为2.3%；纯用左手者为1.6%；父母一方为左利者，子女用左手率为24.4%，纯用左手者19.4%；父母全左利者，子女用左率则增至40.8%，纯用左手者为33.5%。

4．在4岁至7岁已形成左利手儿童中有56人被家长纠正，但儿童完全改用右手者有7人，占被纠正总人数的48%；时而用左手、时而用右手的有21人，纯粹用左手抓物即纠正无效者8人，占被纠正总人数的七分之一。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到：1岁以内仅少数儿童开始形成左、右利手；2岁前后是左右手机能迅速分化、利手形成的关键年龄；到3岁，多数儿童的利手就基本巩固了。父母利手对子女利手的形成确实有影响：父母全右利，子女左手率最低；父母全左利，子女左手率最高。父母一方是左利，子女的左手率就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摘自：李鸣杲、李心天等：《儿童利手形成的实验研究》，心理科学通讯，1984年第2期。

中国和利手评定方法和分类

在利手的研究中，西方国家目前采用的方法有Annett的利手问卷(Annett’s Hand Prefrence Questionnaire,1970)和Oldfield的爱丁堡利手调查表（Edinburgh Handness Inventory ,1971）。前者包含了12个项目，6个为主要项目，6个次要项目；后者包含了10个项目。我国学者参考了这两种方法，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并在天津（1979）试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制定了中国人的利手分类标准。所采用的测试项目先为12个，最后订为10个，与西方的略有不同，但内容实质是一样的。

主要项目

这10个项目是：1.执笔，2.执筷，3.掷东西，4.刷牙，5.执剪刀，6.划火柴，7.穿针，8.握钉锤，9.握球拍，10.洗脸。

利手分类标准与Annett的有相似之处，即根据用哪一只手执笔写字来划分左利或右利。不同的是：如果10个项目全部都习用右手或左手，则称为强右利或强左利。如果前6项都习用右手或左手，而后4项中任何1至4项用另一手，则称为右利或左利。如果前6项中有1～5项习用一只手，其余5～1项用另一手，则称为混合利。在混合利中又以执笔为标准，如右手执笔则称混合利偏右，左手执笔是称混合利偏左。据此利手可细分为六种：强右利、右利、混合利偏右、混合利偏左、左利、强左利。有时可粗分为三大类：右利（包括强右利）、混合利、左利（包手强左利）。或分为两大类：右利（包括强右利）和非右利（包括混合利、左利和强左利）。

鉴于我国儿童左手写字或执筷常遭到纠正而被迫改用右手，但其他项目仍用左手（即10项中有8项以上用左手），在测试时如出现这种情况可考虑为潜在左利而计入左利中。

测试时，一般个别进行。将10个测试项目的工具：如笔、筷子、牙刷、剪刀、火柴、针和线、钉锤、球拍和毛巾置于桌上，令被试一一拿起，作写字、吃饭、刷牙等活动。根据被试习用哪一只手来完成这些日常活动而逐一由主试填写在检查表上。检查表还印有姓名、年龄、性别、民族、排行、职业、文化程度（在校学生要填写学校、班级、大学生要填写系、专业）等内容。在10个项目中分为用右手和用左手两大栏。如被试经常用一只手进行某项活动，则在该项目中分为用右手和用左手两大栏。如被试经常用一只手有时用另手进行某项活动，则在该项目的左或右手栏中填两个“+”号。如有时用一手有时用另手，则在两栏中各填一个“+”号。在学校中，可按班级集体进行测试（以小学五年级以上的为好）。将利手调查表发给每位学生，仔细听主试（或教师）讲解填表注意事项。要特别注意防止初中学生的逞能，勿在该项目左右两栏中同时各填写两个“+”号以表示自己有左右开弓，两手都能做。如确实两只手经常作同一项目，则可在该项目左、右栏中各填一个“+”号。利手的评定最好在一个单位中只有一个人来评定。

利手调查表中还印有幼时曾否用过左手、曾否被纠正过、家族中用左手史的项目。家族分直系、父系和母系三栏，调查项目为写字、拿筷子和干活三种。在医院向病人作利手测试时，调查表上还可增添有无精神病、神经官能症、癫痫、智力落后、古怪性格和口吃等栏目。

摘自

：李心天等《中国人的左右利手分布》，心理学报，15卷，第3期，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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