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文学

历史沿革

台湾自古就与祖国大陆有着密切关系。

17世纪以后，有大量闽粤人移居台湾，带去了中原文化，形成台湾以汉族为主体、包含各先住民族在内的多元社会形态，使台湾的社会进程逐渐与内地同步，也使衍生于台湾的文学，奠立在中华文化传统之上。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台湾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的转型。台湾古代文学也以此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内地来台的文人为代表。

1661年，郑成功率军自福建渡海，驱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建立反清复明政权。郑氏治台22年，仿明制设六官，倡兴文教，礼遇文人，促使文学在台湾初兴。对被尊为“海东文献初祖”的沈光文，郑氏给予尊崇礼用。沈光文与郑氏父子以及随同郑氏来台的文人卢若腾、沈佺期、徐孚远、陈永华、朱术桂等写下了大量诗文，见证了郑氏政权的兴衰，移民拓植的艰辛，以及台湾特殊的风土人文，从无到有地为台湾文学奠基。清统一台湾后，选派内地官员赴台任职，还派内地文人赴台担任教职、游历等，进一步繁荣了初兴的台湾文坛。其中较著名者如高拱乾、郁永河、孙元衡、陈梦林、蓝鼎元、张湄等。他们在内地已有的文学准备和成就，使初兴的台湾文学无论在精神血脉还是文体范式上，都继承了中华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早期台湾文学的爱国怀乡主题和民族抗争意识，以及在咏赞绮丽自然风光和别样人文韵致中，描写海途艰险、人世多难的生命体验和忍辱负重的拼搏性格等，成为后来台湾文学不断发扬光大的文学母题。随着台湾社会的发展，移民后裔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台湾的本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与内地来台文人共生并存的阶段之后，逐渐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他们以对生死于斯的本土认同，区别于内地来台文人难免的某种“过客”或“看客”心态，成为台湾古代文学后期的重要表征。从清乾隆年间最早出现的陈辉、卓肇昌、章甫等，到稍后的黄清泰、陈思敬、曾曰唯、蔡廷兰，以及声名卓著的陈维英、徐宗干、施琼芳、郑用锡、林占梅、施士洁等，人才辈出，使台湾文学由初兴走向繁荣。清朝末年，更以丘逢甲、洪弃生、连雅堂为典范。他们生处社会急遽转变、新旧文化交替之际，又遭逢台湾沦亡的历史变故。他们以抗御日寇入侵的民族大义，保存乡土文化的民族意识和支持新学的积极态度，身体力行，建言立德，把台湾文学推向高峰。

1895年甲午战败，台湾被割让，遭受了半个世纪的被殖民之苦，民族文化受到极大摧残，这进一步激发了台湾人民的祖国意识和抗争精神。在武装斗争遭到残酷镇压而被迫转入文化抗争中，“希延汉学于一线”、“维系诗文于不坠”的汉学教育和汉诗写作得到了极大普及。据载，当时台湾能诗者达1 200余人，而稍负盛名的诗人有469人。在日本侵占时期，台湾文学进入曲折发展期。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祖国大陆兴起，立即在台湾得到响应。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契合了日本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抗争诉求；另一方面，文言文本身的局限和一部分旧文学在日本殖民统治者怀柔政策下产生的负面作用，束缚和阻碍了台湾民众的思想表达和社会发展。

1919年留学东京的台湾学生组织应声会，后改组为启蒙会、新民会，于1921年与岛内进步士绅联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把新文化运动的火种引入岛内，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1924年，从北京求学归来的张我军，连续在《台湾民报》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旧文学，呼吁新文学，主张“台湾之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以赖和为代表的一批新文学作家，从1922年开始发表白话文作品。赖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思想影响及组织活动为新文学奠基，被尊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日本侵占时期的台湾新文学经历了20年代的初创，30年代进入繁盛发展期。新文学社团和刊物频频出现，影响较大的除原有的《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外，还有台湾艺术家协会创办的《台湾文学》(1931)、南音社创办的《南音》(1931)、文艺协会创办的《先发部队》(1933，第二期改称《第一线》)、文艺联盟创办的《台湾文艺》(1934)、杨逵独立创办的《台湾新文学》(1935)等。一批较为成熟的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其中尤以杨逵为杰出代表，他曾因中篇小说《送报夫》获日本左翼刊物《文学评论》奖。然而这个繁荣期持续时间不长，随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殖民当局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废止汉文书房，禁止汉文报刊，迫使一些文学社团解散，或变质纳入“文学奉公会”旗下，致使台湾文学走入沉寂期。在血腥的殖民统治下，怀有爱国心和民族志的台湾作家，仍未放弃手中的笔。突出代表如吴浊流，在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1943～1945年，冒着生命危险创作了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及其他中短篇作品，待到台湾光复后才正式发表，成为台湾新文学的里程碑。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掀开了台湾文学的新篇章。中华文化的战后重建，被提上日程。一批内地文化人热情赴台，参与此项工作。其中不乏20～40年代各个时期的作家和学者，如丁西林、台静农、许寿裳、李霁野、黎烈文、魏建功、李何林、袁珂、雷石榆、何欣、纪弦、覃子豪等，一些在日本侵占时期旅居大陆的台籍作家如洪炎秋、张我军、王诗琅、钟理和、林海音等也回到台湾，他们带来了祖国大陆的文学风气和经验。而在岛内，当年被迫用日文写作的作家，掀起了重新学习祖国语文的热潮。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也层出不穷。复出的作家如吴浊流、杨逵等发表了一批重要作品。在两岸作家的参与下，《新生报·桥》副刊还展开了“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以杨逵为代表的许多理论者，提出了“台湾文学是祖国文学一环”的重要命题。两岸文学的汇流，在光复初期的台湾，呈现出良好态势。然而，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腐败统治和对二二八起义的镇压，极大地打击了光复初期台湾民众的热情。1949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迁台湾，台湾文学再次出现重大转折。两岸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也导致文学的分流，使台湾文学脱离祖国文学的发展轨迹，呈现独自的进程与形态。丢失了大陆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加剧在台湾推行其“反共抗俄、反攻大陆”的文艺路线和政策，禁绝1949年以前在大陆出版的进步书籍和所谓“陷匪”作家的作品，企图以“战斗文艺”把台湾文学绑上“反共”战车，致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传统在台湾出现断层。这一切都使50年代的台湾文学处于“异态”的沉寂和曲折之中。触及现实的作品少了，而以女作家为主，描写“乡愁”、“闺怨”和传统反封建主题的作品，以及满足市场需要的“言情”、“武侠”小说却异军突起。作家无法锲入（或有意回避）现实，便只有走向内心，这是50～60年代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心理基础。现代主义思潮也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仰赖西方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处于历史跌宕之中充满失落感、飘零感和荒谬感的知识分子寻求解脱的精神良方。现代主义从诗和绘画发端，迅速延及小说、戏剧、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门类。以纪弦为代表的现代诗社，覃子豪、余光中为代表的蓝星诗社，洛夫、痖弦、张默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以及白先勇与其同学创办的《现代文学》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茬又一茬风格迥异的现代诗人和作家的涌现，将50～60年代的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推上一个又一个高峰。50年代赴美的聂华苓、於梨华等，也以在海外创作而在台湾流行的小说，汇入这一风潮。

50～60年代，是台湾文坛问题和争论最多，也是最生机勃勃、最富开创性的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诗）的怪异与晦涩，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断招来“背弃传统”和“脱离现实”的批评。对现代主义文学几近“围剿”式的批评，一方面导致了它自身的省思和调整，以寻求现代主义的“中国方式”与对现实的“精神投射”，为它在中国的生存重新塑形；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关注现实的乡土文学的重新崛起，展开了一场影响深广的乡土文学大争论。从50年代开始，游离于主流文坛之外的台湾省籍作家，始终默默耕耘，在60年代中期聚集在笠诗社和《台湾文学》杂志周围，日益成熟壮大，出现了如钟理和、钟肇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一批重要作家，成为潜隐于台湾文坛的另一股重要力量。1972年，由关杰明批评台湾现代诗的3篇文章为发端，引发了一场广泛的乡土文学论战。在持续5年的争论中，几乎台湾所有重要刊物和作家都卷入其中。随着论题的不断深化，争论也从对主流文坛和现存艺术规范从理论上发起挑战，逐渐走向针对政治现实的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本土意识为内涵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运动，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才告结束。

进入80年代，台湾文学进一步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首先，现代主义文学并没有因为70年代的尖锐批评而销声匿迹，而是在反思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再创，为中国现代诗重新定位。洛夫以传统的诗禅沟通西方超现实主义，余光中以新古典主义实现现代诗的中国化，是50～60年代诗人回归传统的代表。而年轻一代诗人则在前辈创造基础上，张扬后现代主义，拓展了新的艺术空间。其次，在台湾政治急剧转变的情势下，乡土文学作家在论争中潜在的分歧进一步表面化，导致本土作家的分化。以陈映真为代表的作家坚持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的理念，进一步发扬文学关怀现实、参与政治的传统，以《人间》杂志和人间出版社为阵地，为两岸统一和文学的重新整合秉笔直书、奔走呼吁。而以叶石涛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台湾省籍作家，在对“乡土”即“本土”的释义中进一步宣扬与“中国意识”相对立的“台湾意识”和自外于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实际上成为“台独”思潮在文学上的代表。第三，长久以来一直潜隐的台湾先住民族的文化和文学，在这一时期有了突出的表现。一批原住民作家的涌现，在描绘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危机和生存困境、表现他们的抗争精神和改变现状的热切追求中，为台湾文学原来比较单一的汉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基因。第四，自50年代以来就拥有旺盛生命力的通俗小说，无论是古龙的武侠、琼瑶的言情，还是高阳的历史小说，都持续畅销到90年代。在市场效应的推动下，不断有新人投入其中，即使如三毛这样的作家，也以其域外风情和异国婚姻的游记散文，长居文学消费的排行榜中。台湾文学的多元化倾向，是台湾在解禁和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威权丧失以后，台湾社会政治、经济多元化和民众文化选择多元化的一种体现。

80年代以来两岸紧张对峙和缓，与开放探亲以后实现两岸直接交流，为台湾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环境和新契机。以往隔岸相望的乡愁文学，发展为回乡探亲、旅游亲历目睹的记实；“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以及当代大陆作家在台湾的直接现身，为台湾一度断层的新文学传统的重新接续提供了机缘。这一切都为分流的两岸文学在中华文化的发展逻辑基础上实现新的整合，展示了可以预期的未来。

刘登翰.台湾文学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