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租界

汉口英租界

中国英租界是指中国同英国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中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英国设立的合法的英国人居住地（土地国有化）。

上海英租界

设立

1843年11月，上海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1846年，英租界的西界也被确定（今河南路）。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今西藏路。

同年，上海地方官允许美国圣公会传教士的要求，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政府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合并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ShanghaiMunicipalCouncil)管理。

扩张

1899年5月，上海公共租界大规模扩展，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越界筑路

参见：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

三十年代

大规模越界筑路在五卅运动之后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下来。在蒋介石主政的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继续繁荣。

孤岛时期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空前惨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日租界”。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中国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收回

1940年，由于欧洲战事爆发，驻沪英军撤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

1943年8月，历时近百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宣告结束。

收回以后

该租界收回以后，仍是上海最繁盛的中心区。统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设在原公共租界工部局。1955年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现在则位于由当年的跑马厅改建而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始终没有离开原公共租界的范围。

居民

英国侨民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传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国外商中，英国商人占有主导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1372人，占各国侨民总数的60%。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上海的房地产业降温，英侨人数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渐恢复，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人。

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侨民

在上海，美国侨民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地位又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超过2000人，另有1600人住在法租界。

在美国侨民中，传教士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租界内外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几所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在工部局董事会中，美国的势力仅次于英国。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美国侨民在外侨中的生活水平最高。

德国侨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尤其在制药、印染行业占有优势。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至1915年，公共租界内有德侨约1155人。

战后，公共租界德国侨民一度锐减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后来又逐渐回升。

日本侨民

早期来沪日本人一般在虹口经营小本生意，或开设妓院谋生。1915年，公共租界内的日侨达到7169人，居各国侨民之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大规模投资上海。1923年上海—长崎定期航线开设，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继续增加，1935年突破2万人，超过外国侨民的半数。他们聚居在在虹口吴淞路和北四川路一带。

1915年以后，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日籍董事留一到两个席位。

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在历次战乱中曾多次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事中，日军将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人称“日租界”。

犹太人

19世纪，有少量犹太富商从巴格达取道印度前来上海，一般取得英国国籍。其中包括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

当然也有像哈同那样来上海后才致富的暴发户。这部分犹太人经营大宗贸易，在房地产业也举足轻重，是上海的豪门望族。

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他们约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买卖，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医务、建筑、法律、音乐等行业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摩西会堂附近一带。

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世界上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

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他们艰苦创业，在隔离区内开设了307家店铺，人称“小维也纳”。

澳门葡萄牙人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数来自澳门，属于欧亚混血种人，在英美机构中担任低级职位。在1920和1930年代，他们的人数稳定在1000多人。

印度侨民

1884年，工部局警务处成立印捕股，从印度旁遮普邦招募来锡克族巡捕。1935年印籍侨民人口总数达到2341人。(参看：红头阿三)

华籍居民

开辟租界之初，实行华洋分居政策，包括来自宁波和广东的买办都不允许住在租界。租界内只有当地农民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2万华人逃进租界。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又有50－70万难民涌入租界。外商乘机建造大片石库门房子出租。从此形成华洋杂居的格局。

战事结束，难民返乡，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随着租界工商业迅速繁荣，和租界的扩展，又有大批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省居民，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创业，或谋生。特别是历次的战乱，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华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战时期，上海公共租界的中、西两区成为孤岛，又涌进40万难民。刺激租界内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多数百姓居住问题无法解决，居住状况趋于恶化。

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巡捕房

分区捕房共14个：

中区：

1.中央捕房（1854～1943）：福州路（江西路西面）。

2.老闸捕房（1860～1943）：南京路。1925年5月30日下午3时37分，守卫老闸捕房的外国巡捕向和平请愿的游行队伍开枪，打死4人，打伤9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西区：

3.静安寺捕房（1884～1943）愚园路。

4.新闸路捕房（1899～1943）。

5.戈登路捕房（1909～1943）戈登路、康脑脱路转角处。

6.成都路捕房（1933～1943）。

7.普陀路捕房（1929～1943）：戈登路。

北区：

8.虹口捕房（1861～1943）闵行路。

9.汇司捕房（1898～1943）：海宁路。

10.杨树浦路捕房（1891～1943）格兰路与平凉路转角处。

11.汇山捕房（1903～1943年），茂海路。

12.嘉兴路捕房（1907～1943），汤恩路，辖区内主要为日本侨民。

13.榆林路捕房（1925～1943）位于华盛路与齐物浦路间的榆林路。

北区越界筑路：

14.狄思威路捕房（1912～1943）：辖区为以下各条马路：北四川路延长线，江湾路（从北四川路至体育会路，包括靶子场、虹口公园和游泳池），狄思威路，窦乐安路（包括松庆里、丰乐里和纪家花园），白保罗路和赫林里，施高塔路（从江湾路到祥德路），及附近地区。

贸易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宝顺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德商礼和洋行

丹麦宝隆洋行

金融

外滩

英资汇丰银行

英资麦加利银行

英资有利银行

美资花旗银行

美资大通银行

德资德华银行

俄资华俄道胜银行

日资横滨正金银行

日资台湾银行

法资东方汇理银行

荷资荷兰银行

荷资安达银行

比资华比银行

新华储蓄银行

零售商业

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南京路兴起为中国最繁荣的商业街.永安公司

先施公司

大新公司

新新公司

惠罗公司

福利公司

汇司洋行

泰兴洋行

别发洋行（图书）

房地产

沙逊洋行

哈同洋行

新闻

《申报》

宗教

犹太教拉结会堂（OHELRACHEL）西摩路500号。市教委

犹太教摩西会堂虹口华德路（长阳路）62号

犹太教阿哈龙会堂，博物院路20号（虎丘路42号），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

英国圣公会上海圣三一堂：江西路九江路

新天安堂：南苏州路，供外籍侨民礼拜

内地会上海公共礼拜堂：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25号，现名新恩堂

伦敦会天安堂：山东路

圣公会圣彼得堂爱文义路（北京西路）351号。

监理会慕尔堂。西藏路

监理会景林堂虹口昆山路

浸信会上海怀恩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可容纳千人以上。

上海教会(地方教会)哈同路（铜仁路）240弄文德里聚会所。（1948年，在附近南阳路123－145号建成可容纳数千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

广东浸信会堂、新乡路66号浸会

宣道会守真堂、北四川路1578号

长老会鸿德堂。窦乐安路（多伦路）

中华基督教会富吉堂（粤语）四川北路1802弄1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宁国路，1950年代改名沪东堂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沪北会堂武进路183号

天主教虹口耶稣圣心堂虹口南浔路

天主教大通路小德肋撒堂大通路(今大田路)370号

天主教和平之后堂倍开尔路（惠民路）694号，

锡克教堂、虹口东宝兴路

静安寺静安寺路

玉佛寺槟榔路（安远路）

日本东本愿寺

西本愿寺

汉口英租界

汉口英租界，近代中国7个英租界之一（另外6个是上海英租界（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天津英租界、镇江英租界、九江英租界、广州英租界和厦门英租界）。同时也是汉口的5个租界之一。汉口英租界是汉口的金融贸易区。

1861年开辟，面积458亩。1898年扩展至795亩。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期间）被武汉国民政府收回。

街道对应

河街--沿江大道

歆生路,太平路--江汉路

怡和街--上海路

阜昌街--南京路

华昌街--青岛路

宝顺街--天津路

界限路--合作路

湖南街--胜利街

湖北街--中山大道江汉路至合作路一段

汉口英租界是当时汉口的金融贸易中心，该地知名的大洋行有80%集中在界内。包括：

怡和洋行（英资）

太古洋行（英资）

亚细亚火油公司（英资）

卜内门洋碱公司（英资）

旗昌洋行（美资）

阜昌砖茶厂（俄资）：位于阜昌街（南京路），1874年开设

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日资）

打包业

平和打包厂（英资）

隆茂打包厂（英资）

金融：

汇丰银行（英资）

花旗银行（美资）

麦加利银行（英资）

横滨正金银行（日资）

台湾银行（日资）

建筑业

景明洋行

新闻

《楚报》（英文）

医院

天主堂医院

宗教

天主教圣若瑟堂（汉口教区主教座堂），今上海路16号

美国圣公会圣保罗座堂（鄂湘教区主教座堂），今鄱阳街32号

东正教亚历山大堂，基本上为俄国侨民使用，今鄱阳街38号的婚礼教堂

英国礼拜堂：英国侨民专用，今鄱阳街40号

人物

吴德施：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

巴诺夫（J·K·PANOEF）：阜昌砖茶厂厂主，俄国贵族，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亲戚，茶厂位于英租界阜昌街（南京路），住宅位于俄租界。居留汉口52年（1869—1921）。

天津英租界

天津英租界始设于1860年，是外国在天津设立最早的租界。

天津英租界

界址为：东临海河右岸（西岸），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

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北至宝士徒道（今营口道）。这

就是所谓的“原订租界”。

此后，英租界又经过三次扩张：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擅自将租界自海大道扩张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将原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不久，又继续将租界扩张至墙子河外。至此，英租界东临海河，南沿马场道至佟楼，西至海光寺大道（今西康路），北沿宝士徒道与法租界毗邻，共占地六千余亩，是各国租界中最大的一个。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英租界由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镇江英租界

设立

1861年2月23日，镇江知府师荣光与英国参赞巴夏礼订立开辟镇江英租界的约章。确定将距离镇江西门约5华里远的一块毁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空地租给英国人，这块地基南到银山门，北到江边，西到小码头，东到公估巷（镇屏山），沿江长度140丈，进深为24丈，后来实测面积为156亩，包括平地130亩和山上26亩。

镇江英租界初设时，由于镇江不时仍有太平军活动，英美商人就在长江北岸的七濠口进行贸易。战后，在中国政府的催促下，外国商人才到南岸租界内租地建屋。

扩展

1911年，镇江英租界工部局乘机占据租界前的江边马路，并在江边的滩涂上修筑了1个小型的江边花园。

收回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进入镇江后，英国领事怀稚特主动撤退巡捕，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率领商团进入租界，接收工部局、巡捕房，改由镇江公安局设立警署。全体英国侨民撤出。因此，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这时已被收回。1929年11月15日，正式举行收回镇江英租界的典礼。镇江商会出资买下电厂和自来水厂，同时赔偿了北伐军给英国人造成的损失。

1937年11月23日，日军获悉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在大华饭店召开军事会议，派飞机轰炸，半个月后进城的日军又焚烧镇江商业区，使收回后的原镇江英租界地区几乎完全变成一片废墟，只有山上的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幸存了下来。

英国领事馆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航运

镇江地处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在19世纪下半叶发展成为新兴的轮船航运枢纽，主要轮船公司—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招商局都在镇江英租界及其附近的江边建造码头。

贸易

晚清时期，镇江开埠到20世纪初，整个淮河流域，包括江苏长江以北、安徽北半部、山东南半部和河南大片地区，都属于镇江直接的腹地，镇江成为这些地区与上海之间的一个主要转口港。同时，镇江与其它长江口岸之间的贸易规模也很大，特别是米市和桐油贸易（来自湖南西部的洪江）。在大约50年的时期内，镇江保持了繁荣。除了许多英美商人，还有不少广东商人在镇江英租界经营贸易。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进出河南的货物改经汉口；1911年，津浦铁路通车，山东、安徽的货物也直接运往上海及青岛，南京则取代镇江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同时，长江江流改变流向，镇江港口淤塞严重，外省客商纷纷迁走，米市也转移到芜湖和无锡。镇江的贸易地位急剧衰落，镇江英租界也迅速萧条，出现财政危机。

零售商业

镇江英租界不允许华人在界内摆摊或经营酒店、茶楼，界内的零售商店非常少。镇江的商业中心位于英租界和旧城之间的区域，民国时期修筑了贯通这一区域的大西路。

广州英租界

1856年以前，广州传统的外贸区位于十三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中国群众烧毁。英、法两国占领广州后，选择十三行附近的珠江中的小沙洲，人工填筑成沙面岛，并且按照出资比例，将其西部3/4划为广州英租界，面积约264亩。1861年，中英签订租约。其东部毗邻面积较小的广州法租界；北部为沙基涌，与华界分隔，其上设有一桥与华界相通。

1861年开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占领广州，将邻近传统的外贸区广州十三行（已被烧毁），珠江中的小沙洲人工填筑成沙面岛，其中法租界占有东部的1/4，面积66亩。东部有一桥与中国大陆(华界)相通。

1927年1月5日中午，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挥下，在汉口济生三马路（今友谊路）召开了有30万人参加的“追悼—·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共产党海员工人周和亮坐着划子绕进英租界江边有码头工人和海员工人的地方上岸，送来了示威队伍的袖章。等在那里的工人，在一些带有袖章的带队人的指挥下，立刻汇合成几股洪流。在太平街（今江汉路南段，鄱阳街到江边一带）游行的群众，一鼓作气地越过了英租界里密布的铁丝网和堆积如山的沙包，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打开了英租界紧闭着的铁门。内外的示威队伍会师后，沿途高呼口号，占领了英租界巡捕房，在一些屋顶上。升起了我国的国旗。

由于举国上下一致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上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的纷纷声援，构成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坚强后盾。中英双方累计进行了16次谈判，陈友仁据理力争；英国驻华使馆参赞阿马利理屈词穷，终于在2月19日签订了《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协定》，收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盘踞了66年的“国中之国”。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的创举，震惊了全世界，开创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新纪元。

厦门英租界

根据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厦门成为最先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厦门的鼓浪屿岛被英军占领岛到1845年，撤军之后，英国于1852年在厦门市本岛（鹭岛）沿内港海岸获得了一块滩地兴建英国租界，后来成为厦门市的繁华区。

1852年，英国驻厦门领事金执尔（W.R.Gingell）与泉州府知府来锡藩商租乌空图头巾礁地段，1861年划定地界，占地76亩。1899年，美国在厦门划定租界，旋归并于英租界。日租界：1900年1月25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十二款》，划定厦门虎头山下临海滩地约40000坪（每坪合中国营造尺5.8尺）为日租界。1930年被国民政府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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