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保改革,是日本江户幕府的幕政和藩政改革。因改革实行于天保年间(1830~1843),故名。与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并称江户时代的三大改革。
时代背景
总体情况
近世后期,领主财政窘迫、家臣团贫困,农村荒废显著加剧,封建制度的基础开始动摇。天保年间连年歉收,物价暴涨,各地发生一揆和打毁运动,统治阶层内部也发出批判之声,如
大盐平八郎暴动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朝向英国屈服,给日本的当政者以巨大冲击。因此,为了维持和加强幕藩体制,迫切需要转变政策。
各地骚动
郡内骚动
1836年(天保7年)8月,幕府领地甲州郡内地方爆发一揆,迅速向国中地方(甲府盆地)发展,给幕府以强烈冲击。
郡内是旱田山村地带,农民靠生产甲斐绢,或从事运输的收入购买年贡米和口粮。当时恰逢大饥馑,绢价下跌,米价暴涨,运费收入减少,病饿而死者为数甚多。以贫农和短工等下层农民为主体,约三千人的一揆势力从郡内地方出发,越过笹子岭进入国中平原地区,斗争迅速激化,挨户捣毁囤积大米杂粮的商人和地主的家。
据说,参加者达三——五万人,除甲府外,袭击近一百个村,三百家富户,国中地方一时陷入无警察状态。甲府值勤官吏和代官的兵力无法镇压,前来增援的诹访、沼津藩藩兵用洋枪乱射,才勉强镇压下去。被捕者一千一百余人,其中五百六十二人被处磔刑,处罚空前残酷。
三河加茂一揆
1836年(天保7年)郡内骚动的第二个月,9月,三河加茂郡九牛平村爆发一揆,两三天内扩展到整个加茂郡和额田郡,成为席卷吉田、奥殿、尾州三藩和十五个旗本领地、幕府领地的广泛区域斗争。
暴动势力北进下山街道后又进入足助町,一部分直抵举母城下,沿途要求当铺、酒店、粮店等当地商人降低物价、废除借贷契约,对拒绝者加以捣毁。对领主则要求降低年贡定额和物价,停止赖母子讲,迫使领主答应。参加者人多范围广,发展迅速,对幕阁影响很大。冈崎、举母、尾州等藩出兵数百人,动用洋枪才将其镇压下去。
《鸭骚立》记录了这次暴动,著者是幡豆郡寺津村的
神官渡边政香。政香是西三河的一个文人,学过儒学和平田国学,对这次暴动极为关心,但他把地主和佃农比作父子关系,把暴动势力视为暴徒,这是受了平田国学的影响。
农业饥馑
天保饥馑
1833年至1839年(天保4~10年)连年歉收而形成的全国性的严重饥馑。
1829年(文政12年)大丰收,但后两年多冷雨、干旱、虫灾,接连歉收。1838年(巳年)天时不顺,加之冻灾和暴雨,奥羽发生大洪水,关东屡遭暴风雨袭击,当年收成西国仅收三分之一,从中部到东北、北陆或收三份之一,或颗粒无收,出现大荒年,也称“巳年饥馑”。1834年至1835年同样歉收。到1836年全国平均收成只有四成,形成慢性大饥荒,仅东北地方死者即达数十万人。1837年至1839年连年发生虫灾和瘟疫,1840年是平年,勉强维持小康,但歉年一直持续到1843年。
因此,米价以及各种物价暴涨,农村荒废,农民和下层町人妻离子散,穷困至极,各藩领地立即爆发一揆和捣毁运动。幕府采取救济措施如供给大米、设置救灾窝棚、限制造酒、降低零售价格、出卖存米、禁止贩运和囤积等。
各藩也为应付这一危机,努力确保粮食,因此运住江户、大坂的大米激减。幕府的救济措施都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结果,从大盐平八郎暴动开始,各地接连发生一揆和捣毁运动。
幕落体制的社会矛盾暴露,进一步走向崩溃的道路。
大盐平八郎暴动
1837年(天保8年),原大坂町奉行的与力大盐平八郎等发动的起义,是当时正在激化的各种矛盾的大爆发,它使幕阁的耳目为之震惊,进一步加重其危机感。
天保大饥馑时,大盐再三要求救济,但未被当局接受,又向三井、鸿池等豪商提出借救济费六万两,也遭拒绝。
于是,大盐决心诛伐那些束手无策又无慈悲之心的污吏和贪商。他卖掉藏书五万册得一千余两,三天内施舍给一万户贫民,每户一朱。同时,急速传习炮术,筹集大炮、弹药,准备在2月29日举兵。
他散发题为“致天赐各村小前书”的檄文,与其门下的与力、同心、富农等共同策划,因一名同心叛变,被迫比预定日期提前八小时行动。他们向贫农、市内贫民、部落民发出号召,举“救民”大旗,鸣炮前进,烧光大坂市街的五分之一,包括豪商连轩的码头等在内。参加举兵者约三百人,一天内即被镇压。
但官吏们狼狈不堪,丑态百出,甚至指挥作战的两名大坂町奉行都跌落马下。大盐潜伏四十天后被发现,自杀而死。起义的规模虽小,但对贫民和贫农的影响很大。
檄文被当成临摹的字贴进行传抄,暴动被编成戏剧、评书和讽刺时事的民歌而传遍全国。各地相继发生自称“大盐余党”、“大盐门徒”的暴动,如越后柏崎的生田万之乱、摄津能势的山田屋大助之乱和备后尾道、三原一揆等。
思想舆论
(1811—1864年)幕府末期的兵学家、洋学家,因提倡开国论被暗杀。为信浓松代藩士,号象山。曾赴江户从幕府儒官
佐藤一斋学朱子学,随江川太郎左卫门学炮术。
他热心于兰学,提倡和魂洋才,在江户神田办象山书院,培育了
胜海舟、
坂本龙马、
吉田松阴等门人。因吉田松阴偷渡事件受牵连。后赴京都,主张开国论和公武合体论,被尊攘派志士刺杀。
在水户藩编纂《
大日本史》过程中形成的学派。以朱子学为中心,综合国学和神道。前期水户学以
德川光圀为中心,追求以往历史的大义名分,主张尊崇皇室和建立封建秩序,成为水户藩重要的精神支柱。
主要学者有集合在史局的安积澹泊、栗山潜锋、三宅观澜等朱子学家。后期水户学的特点,是在
德川齐昭保护下热心提倡尊王攘夷论。
代表人物有
藤田幽谷、
藤田东湖、
会泽正志斋、内藤耻叟、栗田宽等,一时成为尊王攘夷运动意识形态的支柱,但基本上没有发展到讨幕论,行动也是观念论的。幕末开港后,因藩内党争失去人材,丧失以前的能量。
改革措施
改革始于1841年。要点是:
①巩固幕藩领主制经济基础,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强迫外流的农民返乡,严格限定农民外出做工期限,严禁农民从事副业生产。
②抑制物价上涨,实行公定价格,禁止奢侈,矫正风俗,严格限制城乡人民生活,并且解散“株仲间”(同业公会),以废除其对商品的垄断权,实行自由交易,增加江户商品进货量。
③为增强幕府经济实力,稳定财政收入,1843年9月(同月,水野忠邦下台),发布《
上知令》(封地调换令),宣布将江户城周围10(日)里、大阪城周围4(日)里范围内的大名、旗本领地,收作幕府直辖领地。
④为避免重蹈中国清朝在
鸦片战争中惨败的覆辙,缓和同西欧列强的紧张关系,幕府撤销1825年的《异国船驱逐令》,发布《燃料淡水供给令》,只要外国船只有求,就可以供应燃料、淡水和食品。
⑤实行富国强兵策,加强对江户湾等战略要地的警备,以巩固海防。
改革结果
幕府的对内改革措施,实质在于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维护和加强封建领主所有制,因此未能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反而导致经济混乱,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1843年9月,水野忠邦下台,改革失败。
各藩改革
总体情况
在幕府改革前后,各藩也进行了改革,其中
萨摩藩(
鹿儿岛县)、
长州藩(
山口县)、
肥前藩(
佐贺县)等西南强藩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萨摩藩改革前负债累累,出身下级武士的家老
调所广乡,在1827年上台后,以赖帐的办法,在实际上取消了对三都(江户、大阪、京都)大商人的债务关系。为增加财政收入,便致力于引进先进农业技术,以提高产量,发展商品经济,同时实行红糖藩营专卖制度。军事上,采用洋式炮术,制造枪炮、火药。其改革为以后藩主
岛津齐彬实行殖产兴业、充实洋式军备的政策开拓了道路。
在长州藩,主持藩政改革的
村田清风,致力于新士风和武士教育,同时压缩财政开支,以37年为期偿还藩和武士借债,以整理借债。缓和专卖政策,减轻租税,并加强以下关为据点的藩营商业和海运活动,奖励洋学,采用洋式兵术。
在肥前藩,藩主
锅岛直正在农村实行均田制,推行陶器和煤炭的专卖政策,并铸造大炮,建筑炮台,以增强军备。
在中下级武士参与并领导下,以整顿财政和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藩政改革基本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左右幕末政局。
萨摩藩
也称鹿儿岛藩、岛津藩。
外样大名,领有萨摩、大隅两国和日向诸县郡的一部分,共七十七万石,为幕府末期西南大藩之一。
藩主岛津氏,十二世纪末忠久执政时任三国的守护,以后成为守护大名、战国大名,到义久执政时,控制了大半个九州。
1587年(天正15年)丰臣秀吉平定九州,岛津氏领地也削减为三国六十万五千石。关原之战时属丰臣一方,但旧有领地得德川氏承认,1602年(庆长7年),在鹿儿岛建居城。1609年出兵琉球,1637年(宽永14年)加封琉球地十二万石,但控制冲绳诸岛是为了进行朝贡贸易。
到元禄时代(1688—1703年)加封至七十七万余石,直至废藩置县。
藩制采取外城制、门割制等独特的兵农分离制,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中世末期的统治体制。
这种藩制的重压,加上火山地带、台风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生产力停滞,瓦解封建制的力量得不到发展。整个江户时代,除逃散等消极的斗争外,几乎没有发生百姓一揆。
然而,参觐交代和帮助幕府大兴土木等造成藩财政的沉重负担,尤其在岛津重豪执政时,财政陷入极度窘迫的境地。
1827年(文政10年),在家老调所广乡主持下,实行藩政改革(天保改革),中心内容是整理藩债,增产砂糖等土特产,加强专卖,同琉球进行秘密贸易。财政随即开始好转。
1851年(嘉永4年),齐彬任藩主后,推行藩营事业,如建立洋式军备、建设藩营工场等。通过这些改革和党派斗争,改革派成长起来。
幕府末期压制激进的尊王攘夷运动,拥立久光,作为主张公武合体的大藩而展开活动。但在萨英战争和参与会议分裂后,转变为讨幕派,与长州藩结成萨长同盟,推进武力讨幕,掌握主导权,直到明治维新。
维新后作为新政府的核心势力形成萨摩藩阀。西乡隆盛等一部分人因西南战争而被除掉,但政治家、官僚、军人辈出,与长州藩阀同为藩阀官僚政府的核心。
长州藩
也称萩藩、毛利藩、山口藩。外样大名,以长门阿武郡萩为居城,领地三十七万石,为幕府末期西南大藩之一,藩主毛利氏。
十六世纪中叶藩祖元就以安芸吉田城为据点,领有中国地方十国。其孙辉元与织田信长对抗,信长死后与丰臣秀吉妥协,参加执政。关原之战时加入丰臣一方,被德川氏减封,领有周防、长州二国三十六万九千百,定居城于萩。
由于这次大减封,长州藩重新丈量土地,甚至把年贡外的杂税小物成、楮木、盐田等都算入村高,以增加石高,同时实行国产品专卖制,以补财政之不足。
自1682年(天和2年)以来,屡次发布《节俭令》,削减藩士的知行,增征年贡,但并未解决财政的亏空。第七代藩主重就实行所谓宝历检地,坚决推行藩政改革。结果增加三万石,以此为基金设置抚育方,为以后开发新田和在地方商人协助下实行国产品专卖制奠定了基础。
然而,藩债不断增加,造成农民穷困,因此近世中期以后各地发生百姓一揆,1831年(天保2年)以濑户内海沿岸为中心,终于爆发反对专卖的大暴动。
以此为契机,以村田清风为核心的改革派上台,计划紧缩财政开支,重建乡村的统治。
接着,周布政之助等从当时围绕开港问题的中央政局和海防需要出发,采取富国强兵和重商主义的政策,长州藩很快成为尊王攘夷派的据点。
经过1863年(文久3年)8月18日政变及幕府两次对长州的征讨之后,与萨摩藩同为讨幕运动的推动力量。1865年(庆应元年)藩厅迁到周防山口,直到
废藩置县。
维新后,长州出身者也是政府权力的中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明治政府的决策人物辈出。以后该藩出身的官僚、军人形成长州阀,在政界和官界中起支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