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外篇

中国古代的著作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

思想内容

自从汉末黄巾失败，张鲁降曹后，曹操令天师部众北迁，天师道众逐散布天下。魏晋时期，由于统治者对道教活动的限制，五斗米道的发展暂时停滞。但是社会上的一些散落各地的天师道教徒仍然十分活跃，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道派。与张道陵的天师道与陶弘景的上清派相比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的灵宝派。

所谓「葛氏道流派」辨析

甚麼是「葛氏道」？按小林正美的说法是：葛氏道始於三国吴的左慈，左慈以後，是葛玄、郑隐、葛洪、葛望、葛巢甫等，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的道流……到刘宋末，葛氏道似就消失了。 4

小林正美所谓「道流」，就是中国研究者通常所谓「道派」。他说：

六朝时代江南存在著天师道、葛氏道和上清派三大道流。这裏所说的道流，是指共同尊尚特定的道典、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共同实践特定仙术的人派别和这些人的思想系脉。 5但是，用小林自己归纳的道流标准来衡量，所谓葛氏道并不符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被小林举为葛氏道传人的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在尊尚道典方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至於葛望，实无可用资料，不在讨论之列）。

众所周知，《抱朴子》最推崇金丹术。左慈（字元放）、葛玄（字孝先）最尊尚的也可能是「金丹仙经」。葛洪《抱朴子内篇》明载：

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从余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於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之不书者。（〈金丹〉）

而郑隐（字思远）却最推崇《三皇内文》与《五岳真形图》。《抱朴子内篇‧遐览》载：「余闻郑君言，道书之重者，莫过於《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也。」《三皇内文》是三皇派的经典，三皇派与金丹派旨趣有所不同。据《云笈七签》卷六〈三洞经教部〉介绍，《三皇经》是「命召咒文，云三皇治世各受一卷以理天下，有急皆召天地鬼神敕使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遵从师教介绍了这两部道书的重要意义，但却委婉地表现有所保留：

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所在召山神，及按鬼录，召州社及山卿宅尉问之，则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来试人……余闻郑君之言如此，实复不能具知其事也。（〈登涉〉）

也许葛玄、郑隐对三皇派和金丹派都有兴趣6 ，但葛洪明确反对祭祀鬼神，主张「祭祷之事无益也，当恃我之不可侵也，无恃鬼神之不侵我也」（《抱朴子内篇 ‧ 道意》），说到「厌劾鬼魅」等术时，认为「此皆小事」（《抱朴子内篇 ‧ 微旨》）。

《真诰叙录》载，「葛巢甫造构《灵宝》，风教大行」。据日本学者小林正美考证，葛巢甫造作的灵宝经主要是《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可能还有为上述「真文」作解说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 7 而他将他所造之经托为葛玄得自真人降授。葛巢甫必然尊崇《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等新出灵宝派经典，但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人生活在新灵宝经出世之前，当然不可能尊崇新灵宝经。

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尊尚特定的道典」。

其二，上述诸位最尊奉的神格，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尊奉何神，无直接材料可考。不过他们都是金丹派，那麼我们不妨间接推断，他们主要尊奉的可能是元君、老子。因为金丹派神话中的主要神格，据《抱朴子内篇 ‧ 金丹》所述，应是元君，亦称太乙元君，他是「老子之师」，「天下众仙皆隶焉」。如果说他们兼习三皇派（郑隐的三皇派色彩最浓），那麼他们主要尊奉的也可能是天地人三皇君。因为三皇派神话中的最高神格，据《无上秘要》卷六〈帝王品〉引《三皇经》所述，应是天地人三皇，他们是由「大有之祖气」化成的，又名天宝君、神宝君、灵宝君。葛洪作为金丹派要角，也尊奉元君、老子，但并未把元君视为最高神格。综观《抱朴子》内外篇，虽然兼综诸子之学，但基本倾向还是儒家的。唐长孺师指出，葛洪的学术是「神仙谶纬之学」、「礼制典章之学」与「阴阳律历之学」的结合，这「正是董仲舒以降汉儒治学的特徵，也是江南儒生自陆绩、虞翻、贺循以至葛洪自己治学的特徵」，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葛洪是汉代遗风的继承人」。 8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主张儒道兼修，「道本儒末」，但他是要以本固末，而不是留本弃末。《抱朴子内篇》说到儒道二者的分工：

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仪，攻守进趣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机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明本〉）

他是把「祭祀以祈福」这种宗教性活动划在「儒者」的职责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在「神道设教」的意义上，葛洪是毫不含糊的儒教中人。所以，我仍然认为：「葛洪既不是道教组织的成员，也不是道教思想的同情者」，而「後来的道教徒牵强附会地把葛洪引作同道先哲，不过是借重葛洪的博学能文以壮本教声势」。 9

葛洪称郑隐「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抱朴子内篇‧遐览》）。似乎在葛洪眼中，师傅郑隐也和自己一样，是儒道兼修的儒教中人。我仍然认为，葛洪「本志是要申道义昌儒教而兼济天下，只是因为处境不顺，才不得已而求其次，修道术以独善其身」。 10 所以《抱朴子》裏没有谈到过与儒教神灵体系不同的另一个神灵体系、另一个最高神格。如果说他心目中有一个最高神格，恐怕还应该是儒教那个介於人格与非人格之间的「天」，其人格化的象徵就是皇帝才有权祭祀的「天帝」。

至於葛巢甫，他尊奉的应该是新灵宝经建构的新神格。他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原本已无从得见，《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大致即是。此经假托为元始天尊授予太上大道君，其中主要尊奉的神格是五方五老，及其上位神「元始」。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信仰特定的神格」。

其三，上述诸位所实践的道术，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都努力实践长生成仙之术。据《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说，他们因传授金丹仙经而形成几代师徒关系。《抱朴子内篇‧黄白》还说：「郑君言，曾与左君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後汉书‧左慈传》载左慈擅长变化之术，该传注引曹丕《典论》，则说左慈擅长补导养生之术。《抱朴子内篇‧释滞》载葛玄「能闭气胎息」，「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郑隐则注重三皇派敕使鬼神之术。葛洪得传众多方术，但最注重的只是金丹术。

而葛巢甫造构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强调五篇真文作为符咒的威力，其威力可以归纳为四：一是人可以成神仙，二是可以使天的运行正常，三是可制治死者世界（罗酆山）的鬼魔（六天），四是在洪水之际免於淹死。 11显然葛巢甫对金丹术等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缺乏兴趣。技术实验性的长生成仙之术重在自力，是以自身的努力为基础的，而五篇真文的符咒成仙之术则重在他力，以对外在神力的依傍为基础，两者趣向相反。左慈、葛玄、郑隐、葛洪等道术实践的目的基本上是个人性的，而葛巢甫道术实践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超乎自身个人范围，涉及全社会。後来在五篇真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灵宝派经书，接受大乘佛教影响，更加提倡无量度人，贬称个人解脱之道为小乘。例如《道藏》太平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宿缘经》曰：「宗三洞玄经，谓之大乘之士。先度人，後度身，坐起卧息，常慈心一切。」同部所收《太上洞玄灵宝本行因缘经》称赤乌三年（240）葛玄於劳盛山向一批道士开示他们未得天仙之由，是因他们：

「前世学道受经，少作善功，唯欲度身，不念度人；唯自求道，不念人得道。不信大经弘远之辞，不务斋介，不尊三洞法师，好乐小盛，故得地仙之道。」可见，左慈、葛玄、郑隐、葛洪、葛巢甫等人，并非「共同实践特定仙术」。

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属於同一个道派。所谓有一个葛氏道流派的判断，不能成立。

三、所谓「葛氏道教世家」辨析

即使证明了葛氏道流派说不能成立，也还不等於证明「葛氏道教世家」说不能成立，因为道教世家的流派属性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进一步的辨析还是需要的。以下从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其一，道教是不是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

《抱朴子外篇‧自叙》载有葛洪家世资料：

洪曩祖为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耻事国贼，弃官而归，与东郡太守翟义共起兵，将以诛莽，为莽所败，遇赦免祸，遂称疾自绝於世。莽以君宗强，虑终有变，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浦庐，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践祚，以庐为车骑，又迁骠骑大将军，封下邳僮县侯，食邑五千户。开国初，侯之弟文随侯征讨，屡有大捷。侯比上书为文讼功，而官以文私从兄行，无军名，遂不为论。侯曰：「弟与我同冒矢石，疮痍周身，伤失右眼，不得尺寸之报，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转封於弟。书至上请报，汉朝欲成君高义，故特听焉。文辞不获已，受爵，即第为骠骑营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础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给如二君焉。骠骑殷勤止之而不从。骠骑曰：「此更烦役国人，何以为让？」乃托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娱。文累使奉迎骠骑，骠骑终不还。又令人守护博望宅舍，以冀骠骑之反，至於累世无居之者。洪祖父学无不涉，究测精微，文艺之高，一时莫伦。有经国之才，仁吴，历宰海盐、临安、山阴三县，入为吏部待郎，御史中丞，庐陵太守，吏部尚书，太子少傅，中书，大鸿胪，侍中，光禄勋，辅吴将军，封吴寿县侯。洪父以孝友闻，行为士表，方册所载，罔不穷览。仕吴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县令，中书郎，廷尉，平中护军，拜会稽太守。未辞而晋军顺流，西境不守，博简秉文经武之才，朝野之论，佥然推君，於是转为五郡赴警。大都督给亲兵五千，总统征军，戍遏疆场。天之所坏，人不能支，故主钦若，九有同宾，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迁至大中大夫，历位大中正，肥乡令。县户二万，举州最治，德化尤异，恩洽刑清，野有颂声，路无奸迹，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赠，不入於门，纸笔之用，皆出於私财，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发诏见用为吴王郎中令，正色弼违，进可替不，举善弹枉，军国肃雍。迁邵陵太守，卒於官。

又据陶弘景〈吴太极左官葛仙公之碑〉载：

祖矩，安平太守，黄门郎。从祖弥，豫章等五郡太守。父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阴令，散骑常侍，大尚书。代载英哲，族冠吴史。

据此可见，汉晋丹杨葛氏家族是一个标准的儒教世家，其王莽时代的先祖就是坚守儒教尽忠报国大义的高级士大夫，这位先祖的下一代葛浦庐、葛文兄弟俩，既能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又能表现孝悌礼让的美德，堪称儒教士大夫的典范。葛浦庐自下邳迁居丹杨以後，仍保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教传统。传到葛洪的祖父葛系、父亲葛悌（二人名据《晋书‧葛洪传》），都是孝悌忠信，高官显爵。这个家族总体上何曾有背弃儒教归依道教的异端倾向？

刘屹近著《神格与地域》，内有「晋宋『奉道世家』研究」一节，考证颇详。该节「结语」中有谓：

世家子弟个人的信仰选择，还具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祖父子孙相系、全家世代奉道。如王献之的儿子跟随高僧慧远出家为道敬法师，郗愔与郗昙兄弟虔诚奉道，而郗愔之子郗超却奉佛，著有《奉法要》。可见，道教信仰在东晋士族那裏首先是依个人志向、情操而定的，并没有某种固定的家传信仰和组织纽带在起作用。 12

其说有理，可为本文拙论添加旁证，形成支援。

葛玄、葛巢甫等人的弃儒学道，葛洪的「道本儒末」式兼修儒道，显然都只是他们背弃家族主流传统的个人边缘化行为。 13 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的「家世信仰」，显然是儒教而不是道教。

其二，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是不是「代代以葛氏一族为中心继承」？

《抱朴子内篇‧金丹》明言葛玄师从左慈受金丹仙经，葛玄的道法也没有直接得到任何一个家族子弟的传承。以致他的隔代族人葛洪还必须到家族以外寻求道法明师。据《抱朴子内篇‧遐览》所述，葛洪虽然「幸遇明师郑隐」，而且知道郑隐正是葛玄的徒弟，但开始一段时间葛洪并没有继承葛玄遗产的清晰志向，以致郑隐批评他「意在於外学，不能专一」。而且郑隐也并不因为葛洪是葛玄的侄孙就马上重点培养，他只是在发现葛洪「有甄事之才，可教也」之後，才给予特殊对待。

葛洪的道法是曾否向家族子弟传承，也找不出可靠的证据。收集稗遗文献，可以找到几个葛洪徒弟的名字，一是滕昇，见於《神仙传‧序》；二是海安君望世（尚不知是海安君望世一人，还是海安君、望世二人），见於《道教义枢》卷二「三洞义第五」引《真一自然经》；三是黄野人，见於《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二十四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卷一百八十九引《罗浮山记》。看来他们都不是葛洪的族人。《晋书‧葛洪传》称葛洪晚年赴岭南时「将子侄俱行」，但这些子侄们大概不是跟著道士葛洪去学道，而是跟著勾漏令葛洪去谋世俗前程的。所以葛洪不当官而到罗浮山炼丹以後，跟随他南来的一个侄儿（兄子）葛望就去出任广州刺史的记室参军了。 14葛巢甫的道法与葛玄、葛洪迥然不同，他造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等新灵宝经，为灵宝派起到了奠基作用，富於独创性，显然不是由家族继承来的。

葛玄、葛洪、葛巢甫等人的道教信仰，都不是家族内部传承的结果。这样也就进一步印证了东吴两晋丹杨葛氏家族内部没有道教信仰的传统。

所以，「葛氏道教世家」说和「葛氏道流派」说一样，都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