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学者、文化批评家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汉族。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

个人履历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2007年时）。“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摘自《怀尧访谈录》）

主要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神话》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文化批评》（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文化批评教材）等书。

1《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的话语，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图片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共八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文化年鉴日文译本为《中国文化总览》，由日本好亚出版社出版。）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话语的闪电》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6《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7《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8《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电影、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9《文化批评》

本书是中国学界首部文化批评原理，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现状，全书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符号生成与读释，神话与文化意识形态，身份、权力和文化认同，身体与性别，器物文化与生活方式，空间政治和文化地理，时间与记忆，感官文化等论题，全面阐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评的主要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神话》《审判》《时光》《乌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选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朱大可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

出版图书

相关言论

1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

2关于鲁迅的言论

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朱大可写到：“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访谈《我就是鲁迅的孩子》中说：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金刚神像。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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