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治主义同志会

1922年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社会团体

民治主义同志会是一九二二年春天，由北京大学九个学生发起的。这九个人是王汝(后改名昆仑)、傅汝霖、钟汝中(后改名天心)、陈兆彬(后改名君朴)、邹德高(明初)、陈铭德、谭克敏、袁世斌、姜绍谟。

成立经过

1923年，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为革命的联盟。

马叙伦向往革命，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并组织北大学生成立民治主义同志会，“从事社会改造，研究中山主义”。同年冬，马叙伦等民治主义同志会员履行了集体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马叙伦委托北京代表许宝驹向孙中山转达他的建议：“革命一定在几年里成功的……我觉得现在已是急需预备的时候了。请总理注意设两种机关，一个专门做调查工作，一个专门做研究工作，调查的材料供给研究，研究的结果来做计划，免得措手不及。” 此时的马叙伦对国民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不仅满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美好憧憬，而且对国家的未来做出了前瞻性的理性的思考。

政治信念

据王昆仑于1940年在《中苏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上所著《我初次谒见中山先生》一文内说：“民国九年到十一年之间，北京的青年才开始萌动着政治性的活动，……北京大学有九个学生为了天下国家和修身进德常常聚在一起，他们有一个现在看来的确很是空泛的政治信念--民治主义。”

他们先行一个周刊叫做《民生》。他们所标榜的“民治主义”，就是“德莫克拉西”。是年冬，北京学生发起驱彭运动，北京学联决定派代表四人往上海运动各界响应。王昆仑为四代表之一。他在公务完毕后，由谢持(慧生，当时任孙中山的秘书长)介绍再次谒见孙中山，陈述民治主义同志会同人愿意加入国民党，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愿望。当经谢持、张秋白(继)为介绍人填具志愿书，并经孙先生同意，民治主义同志会集体入党。

改组及意义

民治主义同志会成立不到一年，国民党改组，该会负责人傅汝霖被指定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由于该会发起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傅汝霖和姜绍谟还是大地主，又由于他们入党是由谢持、张继介绍，因而他们与谢、张接近。

一九二五年谢持、张继、邹鲁等为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在北京西山开伪中央委员会会议，即所谓西山会议派，傅汝霖出席了西山会议，因而民治主义同志会也为西山会议宣传，后来国民革命军北伐，民治主义同志会的《民生》停刊。他们一部人投入孙科门下，把名字都改了(如广东人钟汝中改为钟天心，后来任孙科的秘书长及水利部长；陈兆彬改名君朴)。

后来，傅汝霖为孔祥熙服务，篡夺中国实业银利，取得该行董事长而发大财。谭克敏投靠何应钦为贵州民政厅长。钟天心、陈君朴、曾集熙、周一志等则投靠孙科，又成立再造派，发行《再造》刊物。

该会在北京常与社会主义青年团斗争，《民生》周刊的论调极右，是北京学生运动中最右的一个刊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的工人运动的机关，主任为张特立(即张国焘)。初设于上海，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恽代英等。一九二二年六月迁于北京，总主任为邓中夏同志，干事为朱务善、何孟雄、范体仁、李骏等。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于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新旧两厂大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万余人。结果，厂方屈服，罢工取得胜利。因此，“劳书”(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简称，下同)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中起了先锋作用。一九二二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劳动大会，是由“劳名”出面组织的。在这次劳动大会上决议：“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事实上它是全国工人阶级公认的唯一领导机构。而劳动大会的重要议决案，多数是委托“劳书”执行或筹备，这说明“劳书”已有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职权。此后各地罢工，多数为“劳书”领导，尤其是香港海员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开滦五矿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十月)，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二月)，都由“劳书”直接领导。其余各地罢工，也有“劳书”特派员参加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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