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主制度

19世纪马来亚柔佛的一种制度

港主制度，是19世纪马来亚柔佛的一种制度，柔佛贵族招揽华人到港脚（两河之间）开垦，称华人首领为港主。

历史背景

1830年代英国力量在新加坡的经济活动，以及他们对附近海盗的征剿，严重的损害了柔佛王族的利益，后者眼看国内商业衰退，不但人口减少，土地呈现荒芜状态，此外财源出现匮乏情况，此现象便鼓励华人前往垦荒。

西元1833年（清道光13年），柔佛-廖内王朝实际统治者天猛公达因依布拉欣（Temenggung Daeng Ibrahim,后被册封为拉惹天猛公敦达因依布拉欣 Raja Temenggung Tun Daeng Ibrahim）创立“港主制度（Kang-Chu System）”，当时柔佛王朝统治者召引大量华人种植者移入，掀起柔佛开垦拓荒之路，广泛种植起甘蜜（Gambir）与胡椒。至19世纪80年代是柔佛甘蜜种植的高峰期，当时柔佛境内种植的甘蜜运往新加坡出口，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当一个华裔种植者选择一条河流边上的荒地时，他便向统治者申请一份叫港契（Surat Sungai）的准证，在这种准证里，统治者给他一大片土地的保有权，它的范围是在一条河的支流和另一条支流之间，支流流入主流的地方便是一个“港”，开港者称为“港主”（Tuan Sungai）。

政治

柔佛港主制度创始于何时，尚待考查。根据英国殖民地官员A. E. Coope的论述，最早的一份港契是1833年发给士姑来河的港主的。但这项资料恐有误抄之处。实际上，根据Carl A. Trocki在70年代于柔佛档案局的资料搜索，发现档案局里所保有的最早一份港契，是回历1260年1月26日，即公元1844年10月9日发给士姑来河 (Sungai Sekudai) 的港主Ah Chun 和Ban Seng。因此，我们推断，柔佛的港主制度，应该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至于柔佛的第二张港契，是1844年10月22日发给港主陈开顺，开发地不佬河 (Sungai Tebrau)沿岸的土地，即至今我们仍熟知的陈厝港。1845年4月，柔佛天猛公又连续发出了3张港契，一张是巫来由河 (Sungai Melayu)的巫许后港港主，两张是发给地南河 (Sungai Tiram)的港主。

经济

由上可知，柔佛天猛公发出的最早一份港契是在士姑来河沿岸，士姑来应是柔佛港主制度下最早开拓的一个港脚。1845年6月《新加坡自由西报》首次报道了柔佛开辟种植园的消息，该报说，当时柔佛有4条河地带开始发展种植业，种植园有62个，包括士姑来河的20个，巫来由河的12个，登加河 (Sungai Danga) 15个，地不佬河3个，种植人总数约有500人之众有证据显示柔佛的港主都是具有秘密会社背景的华人，他们有的独资开发，有的合股经营，大家都以自己的店号或姓氏为港名，例如在沙劳越开垦的黄乃裳亦称之为“黄港主”。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港主必须负责处理“港脚”—即殖民区的行政和保安工作。

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是五项专利权，即（一）经营公共赌博，（二）经营当铺，（三）贩卖酒类，（四）贩卖猪肉，（五）贩卖鸦片。此外他们还可以抽取所有输出的甘蜜和胡椒以及输入米粮的佣金。港主每年只需奉纳一些金钱给苏丹，每一个港脚都有许多居民，他们大都是港主的雇员，港主通常拥有一两艘船只，以便向新加坡输出土产和输入日用品。

温士德博士（Dr.Winsted）在著作《柔佛史》中曾经提到1970年代，华人已经在柔佛开发了19个港，10年后，新开发的港又多了一倍之上，可见柔佛的开发主要是依靠华人的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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