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

译经家的称谓

竺法护是译经家的称谓。鸠摩罗什尚未来到中国以前，中国佛教初期最伟大的译经家就是竺法护。大乘佛教最重要的经典《法华经》，即竺法护以《正法华经》为题译出，而流布于世。罗什以前，到中国的译经师虽然很多，但以译经部数来看，竺法护的成绩最为可观。

简介

竺法护，又称昙摩罗刹(梵 Dharmaraksa ，意为法护)，月氏国人，世居敦煌郡，八岁出家，礼印度高僧为师，随师姓“竺”，具有过目不忘的能力，读经能日诵万言。当时中原地区虽然礼拜寺庙、佛像，然而大乘经典未备，法护立志西行，不辞辛劳，万里寻师，不但精通六经，且涉猎百家之说，遍通西域三十六国语文。泰始元年，携带大批经典返回东土，居于长安、洛阳，专事译经，精勤行道，广布德化，时称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基本资料

姓名：竺法护

西域

性别：男

梵名：昙摩罗刹时代：西晋

生卒：231-308

描述：晋代高僧、翻译家

籍贯：其祖先是月氏人，世居敦煌

译作：《正法华经》、《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

荣誉：人称“敦煌菩萨”

生平

晋武帝泰始年间(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图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经》等方部的经典还在西域，尚未能传布于中国。竺法护发愤立志弘法，随师游历西域诸国。据载，他能通达西域三十六国语言，熟谙印度、西域各国的字体、发音等，具备这样的能力，奠定了他翻译经典的基础。

竺法护为求《般若经》，随师从敦煌经西域南道，先往于阗国，再到疏勒，转往西域北道，经龟兹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历了安息、月氏、大秦、剑浮、龟兹、于阗、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鲜卑等十几个地方。依传记所载，他携带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从敦煌到长安之间，随时随地都在从事译经工作。总计一生游化二十余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译出《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其后，直到怀帝永嘉二年(三〇八)为止，共有二十几年岁月，是他在长安积极从事翻译事业的颠峰时期。竺法护从最初译经到晚年，在译经事业上得到许多得力助手，如聂承远、聂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担任润笔译校的工作。总计竺法护翻译的经典共有一五四部三〇九卷(《出三藏记集》载)，其中，流传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经》、《光赞般若经》、《渐备一切智经》、《舍利弗悔过经》、《普曜经》等。竺法护的晚年，世局动乱，以七十八高龄入寂。他穷其一生心力从事译经大业，是一位伟大的译经家。

人生经历

竺法护梵名达磨罗察（察，一作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原来以支为姓，八岁依竺高座出家，以后从师姓竺。他博学强记，刻苦践行，深感当时（曹魏末）佛教徒只重视寺庙图像，而忽略了西域大乘经典的传译，因此决心宏法，随师西游。他通晓西域各国三十六种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回到长安。从晋武帝泰始二年到怀帝永嘉二年，译出了一百五十余部经论。武帝末年，他曾一度隐居山中，随后在长安青门外立寺修行，声名远扬，各地僧俗从学的达千余人。他又去各地宏化，并随处译经。晚年，行踪不详。据说以七十八岁的高龄去世。法护因原居敦煌，化洽各处，时人又称他为敦煌菩萨。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并将护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当时存在的写本是九十五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存在的凡九十一部、二百零八卷（现经重新对勘，实系法护翻译的只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其中有很多重要经典。另有十种法护译本已认为散失了的，现经判明仍然存在，但误题为别人所译。这十种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般若三昧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娄迦谶译）、《舍利弗悔过经》一卷、《温室浴洗众僧经》一卷、《迦叶结经》一卷、《楏女耆域因缘经》一卷、《大六向拜经》一卷（上五种旧题为安世高译）、《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游四衢经》一卷（旧题康孟祥译）、《梵网六十二见经》一卷、《贝多树下思惟十二因缘经》一卷（上两种旧题支谦译）。

法护的译本有《般若》经类，有《华严》经类，有《宝积》经类。有《大集》经类，有《涅槃》《法华》经类，有大乘经集类，有大乘律类，有本生经类，又有西方撰述类等，种类繁多，几乎具备了当时西域流行的要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弘传打开了广阔的局面。道安说：‘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法护）所出，真众生之冥梯’（见《渐备经叙》）。僧佑也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见《出三藏记集·法护传》）。至于法护的译风，忠实于原本而不厌详尽，一改从前译家随意删略的偏向，所以他的译本形式上是‘言准天竺，事不加饰’，而给人以‘辞质胜文’的印象。用作对照异译的资料，对理解经义的帮助很大。道安称赞他译的《光赞般若》‘事事周密’、《放光》‘互相补益’、‘所悟实多’（见《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又说他译的《渐备经》‘说事委悉’、《兴显经》‘辞叙美瞻’、更出《首楞严》‘委于先者’（均见《渐备经叙》），都对义理研求有相互启发的作用（支敏度曾用法护译本《维摩经》、《首楞严经》分别对照旧译，编成‘合本’，便利于学者的兼通）。另外，法护译出《正法华经》，为《法华》最初的全译本，经印度沙门竺力和龟兹居士帛元信一再校订，又由法护向一些学徒‘口校诂训，讲出深义’，并还在檀施大会中日夜讲说（见《正法华经后记》）。他这样热心弘扬《法华》，对于其后鸠摩罗什新译本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法护其他译本有影响于后世的，大都如此。

在法护的译经工作中，有许多助手为他执笔、详校。其中著名的是聂承远和他的儿子道真，法护的弟子竺法乘、竺法首、张玄伯、孙休达、陈士伦、孙百虎、虞世雅等。聂承远父子对法护译事帮助最大，他们承旨笔受而外，并还常常参正文句。像法护所译《超日明三昧经》，原稿文句繁重，聂承远即曾加以整理删改。又法护译缺本中有《删维摩诘经》，似乎也是承远所删的。承远的儿子道真通达梵语，并擅长文学。他参加法护的译事，积累了经验，在法护死后更独自翻译了一些小部经典。他又将法护的译籍编成目录，即后世所称《聂道真录》（有时也称《竺法护录》）。据长房录转印的资料看，此录记载法护的存缺译本至少有五十三部，都有年月可稽。最早的年代是秦始五年（译《方等泥洹经》），其时或者是道真参加译事之始。

法护的弟子很多，但行事可考者无几。最著名的要算竺法乘。他少年就依法护为沙弥，富于悟解。太康年间，他笔受《修行道地经》、《阿惟越致遮经》等，后来在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对那一方的教化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他的同学竺法行、竺法存，都以隐居山林、讲究实践而知名于当世。还有竺法首，于元康年间笔受《圣法印经》。

主要译经

关于法护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说他“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汉)文，所获《贤劫》、《正法华》、《光赞》等一百六十五部”。其数量之大，可谓空前。但历代各家《经录》，对法护译经的记载，出入颇大。兹举三《录》为例。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二说法护译经一百五十四部(实为一盲六十一部)，三百0九卷(其中九十五部有经，六十四部有名无经)。

《大唐内典录》说法护译经是二百一十部，三百九十四卷。《开元释教录》则为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谁的记录正确年代久远，无法考订。不过近代佛教学者吕澄还是作过一些努力。他说：“竺法护翻译的经典，据梁僧《出三藏记集》的记录，有一百五十九部。其后各家目录，续有增加。唐代《开元录》刊定法护译本在存的凡九十一部，二百0八卷(现重新对勘，实系法护译的只有七十四部，一百七十七卷)”吕先生所说的“九十五部”或“七十四部”是指尚存于《藏经》中的经典。法护的译经，相当一部分只有经名，经书巳不复存在。兹据《开元录》卷二，将法护的译经名称抄录如下：

法护是罗什以前译经最多的大译师，这是历史事实。他的译经，涉及到《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等各方面的经典，举凡当时流传于西域各国的要典，他都作了介绍，这就为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东晋道安称赞他的译经说：“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梁僧佑亦称赞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法护不仅译经多，而且道德修养好，经常追随他的门徒，竟达数千之多。故晋代文人孙绰作《道贤论》，他与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提并论。他说：“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法护因世居敦煌，德化遐迩，故时人尊他为敦煌菩萨。

成就影响

由于竺法护译出大量重要经典，也由于他把译经与讲经密切结合，他自然而然成为一时佛学界巨擘，生前享有广大的信众，死后长为后学宗仰。东晋高僧道安曾说：“护公，菩萨人也。寻其余音遗迹，使人仰之弥远。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法护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两晋之际的佛教界罕有其匹。另外，法护又是佛教玄学的开风气之人，他译出的那些大乘经典，特别是般若类经论，成为佛学与玄学相结合的桥梁，而他本人又“研几极玄”，所以又深受玄学名士的推崇。东晋孙绰写的《道贤论》，举出七名佛教名僧，比拟玄学名士竹林七贤。其中把法护比山涛，论曰：“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可见在魏晋玄佛合流的思潮中，竺法护又处于佛教玄学之首的地位。

一些学者考证出竺法护在晋惠帝之后译经的具体名称、时间、地点，对于竺法护西奔敦煌避乱的推测以有力的支持。另外还有两条间接的证据：一、道安曾说法护译出的《光赞般若经》在凉州沉睡了几十年后才重新回到中原。对此，合理的解释是法护晚年回到凉州，把所译的经卷也带回凉州，故《光赞经》长期藏于那里。

僧传说“护世居敦煌，死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这也可能是由于法护死于敦煌，当地人民敬仰他献身佛法，救拔众生，而送给他“敦煌菩萨”的美称。“菩萨”是指立志成佛而修习大乘的众生，修菩萨行必须自觉觉他，也就是既要注重自己修行，还要使无穷尽的众生统归于解脱。从竺法护一生的行事来看，特别是从他晚年在避乱过程的艰苦环境(无论是东奔还是西归凉州)下仍不倦地译经、说法来看，“敦煌菩萨”这一荣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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