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光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

胥光义（1916年11月—2009年7月10日），四川平昌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保卫队指导员，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1936年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八路军129师挺进支队政委、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师干部教育科科长，冀南军区宣传部部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下干部支队支队长，第二野战军兵团后勤部部长；1950年后，历任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政委、军区办公厅主任、后勤部副部长，总后勤部参谋长，地质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9年7月10日，胥光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人物评价

胥光义同志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6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文书、班长、排长、副连长、指导员、政治教员、副科长、政治处副主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胥光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军后勤建设、国防科技事业和国家地质建设的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毕生精力。

人物简介

胥光义，汉族，原名许光翊，别名许鑫、胥明，四川省平昌县长垭乡白马村人。192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3年11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总保卫局和红30军排长，保卫营副连长，保卫队政治指导员，红军大学分队长，中干队军事连政治指导员兼教员，红军大学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副科长，援西军随营学校政治主任教员；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政治处副主任，挺进支队政治委员，东进抗日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干部教育科科长，抗大第6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总校步兵科政治委员，冀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司令员。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共阳泉县委书记，中共南京市第7区党委书记兼区长，第2野战军3兵团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军区办公厅主任兼人民武装部部长，总后勤部参谋长，地质部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常务副部长；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胥光义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他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毕生心血沃华夏·胥光义将军诗词选》等。

胥光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7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习近平、乔石、刘华清、梁光烈等分别以不同方式，对胥光义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人物轶事

投身革命

胥光义1933年17岁便投身革命，深受其父影响；胥将军的父亲胥克寻1930年加入共产党，1934年为了掩护红军壮烈牺牲；自从1933年胥光义投身革命离开家乡之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至于父亲牺牲的消息，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辗转听说。

白色恐怖中，胥克寻多次准确地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传递到地下基层组织。胥光义将军回忆道：“三二、三三年，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很重视，国民党不知道我父亲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希望从他那里了解到共产党的消息以便绞杀共产党。”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入川，解放了四川多个地区，胥克寻在当地组织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胥光义在此时受父亲嘱托，冲突封锁线给红军送情报，并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敌军节节失利后，集中5个旅的兵力转向红军东线中段进攻。红军决定主动撤离，组织上要胥克寻随部队撤走，可胥克寻坚决要求留守掩护。红军主力部队成功撤离，而胥克寻却不幸被俘，惨遭敌人毒手壮烈牺牲。尽管胥将军的父亲英年早逝，然而他的精神却在胥光义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在胥光义将军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无私奉献，为人民谋幸福放在首位，面对种种困难和考验，时刻能感受到父亲的鞭策和激励。

回忆长征

胥光义将军对于长征的回忆，由长征中的红军大学拉开序幕。长征途中条件艰苦，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长征途中仍坚持办有红军大学。长征中的大学边行军边组织学习，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干部。

长征途中，胥光义被调到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学习，后到军事连任指导员并任区队长，“长征走到哪里，红军大学就办到哪里。”胥老将军回忆道：“刘帅，刘伯承，是我们的校长，给我们上过课。红军大学选拔有文化、有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集中学习政治、军事、历史知识，有专门的课本，毕业还发毕业证。”70年前的红军大学教学科目设置完整，有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这四科。

当时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这样的教育方针，“理论与实际结合、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和少而精。”因此，尽管一期红军大学的学时为半年到一年左右，然而教学内容却包括：党的建设、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社会发展史、红军政治工作、步兵战斗条令、野战条令、红军和外军作战经验等方方面面精要的知识。

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国防大学前身，因此自长征前创办的红军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再到如今的国防大学，为我国源源不断地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

长征路上

在长征中，胥光义所在的红四方面军最早踏入雪山地区，在雪线以上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最长。1936年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分三路撤离了驻足100多天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翻越雪山，这一次对于红四方面军来说已经有些经验了。然而季节不同，冬末春初，冰雪封山，气候严寒，有不少战士由于体力不支晕倒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此时，军事连排长何正文昏倒在雪坑里，被指导员胥光义及时发现将他救起。

随后，1936年2月中旬，四方面军南下遇挫后西进，不得不翻越终年积雪的党岭雪山。党岭雪山海拔在5500米左右号称“万年雪山”，是长征中的红军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在翻越党岭雪山途中，空气愈来愈稀薄，夜间的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在高度严寒和极度缺氧的环境中，雪山吞噬了许多战士年轻的生命，沿途常见条状的雪堆，下面便是冻僵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红四方面军夜宿党岭半山腰，第二天爬雪山时，指导员胥光义由于过度疲劳和缺氧昏倒陷进了雪窝里，险些牺牲，恰巧何正文发现了他。胥光义说，“在过党岭山时晕倒了。其实那天天气不错，山也不陡，但是地处高原，空气稀薄，再加上由于吃得不好，休息不好，所以容易晕倒。”何正文与胥光义雪山互相救援的动人事迹，被传为长征佳话。

结缘藏区

红军长征之所以能走向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智慧与支持，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军民的血肉联系史。“红军十分重视建立与当地老百姓之间的良好关系。”

胥光义回忆说：“到一个地方，首先沿途做宣传，演戏演节目，慰问老百姓。借老百姓的东西要还，吃老百姓的要给钱，损坏东西要赔偿，制度十分严格。”由于第四方面军经过不少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发动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红四方面军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须知详细要求干部战士了解当地少数民族情形状况，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和政策，学会回、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尊重回、藏民族的风俗习惯。至今胥光义将军还能记起一条用藏文书写的标语，意思是“红军是中国人民军队，红军是工农红军，红军是人民子弟兵，红军是老百姓的军队。”

长征后十多年，中央军委决定18军执行进藏任务。毛泽东、刘伯承、邓小平都认为进藏的“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此时，胥光义光荣地肩负起进藏部队的后勤工作。由于胥光义的长征经验，他知道在西藏雪域高原面临最大的挑战是饥饿、寒冷和缺氧。为此，在物资供应方面，胥光义为每位进藏人员准备了“七皮”，即：皮大衣、皮上衣、皮裤、皮帽、皮手套、皮腰带、皮鞋；还准备了防饥的代食品如：饭粉、饼干、蛋黄蜡、酱油粉以及羊肉、牛肉、酥油；另外还有雨衣、斗笠、防潮湿垫布、避光眼镜、风镜马用头罩、汽车暖罩、解冻剂。胥光义一方面组织实施支援进军工作，同时通过长征中积累的与少数民族打交道的经验，组织号召广大藏族同胞也积极参加到修路和组织牦牛运输工作当中，从而保证了进藏部队的供应补给，成功地完成了进藏后勤工作。

如果说长征中的在川藏地区的实践经验，对于胥光义自己完成18军进藏后勤任务大有裨益，那么用将军自己的话来讲，长征精神对于18军胜利进藏功不可没，“长征精神永存。在战士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结合长征的事迹和经历给战士们讲一讲，战士们很受启发，勇敢地克服了雪域高原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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