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什诺兹

法国作家

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法国作家，1947年生于奥郎日。1979年以来，已在午夜出版社发表九部作品，其中《切罗基》获1983年“梅迪西斯”奖、《我走了》获1999年“龚古尔”奖。

社会评价

关于让·艾什诺兹的小说，法国人已经评论的相当多了，对于法国文坛来说，这样风格鲜明又不拘一格的作家确实难得。在法国人们对让·艾什诺兹寄予厚望，如果说二十世纪60年代有戈达尔的电影，70年代有沃霍尔的绘画，那么80年代之后，毫无疑问就是艾什诺兹的小说。

让·艾什诺兹已经在法国的文学风景里打上了自己深深的印记，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作品比别人的作品向我们讲述得更好、更有力。也因为他以某种方式占有我们的时代，用他的语言和思维习惯、生活方式、新的文化实践和他自己的想象，用成为时代认知符号的戏拟精神和虚假的漫不经心。最后，还有在冒充微不足道的小事件上捕捉住意义的碎片的艺术。在他的作品深处，任何相遇都是可能的：儒尔·凡尔纳和让-吕克·戈达尔，热纳·斯特劳斯和布莱希特，查理·帕克和让-帕特里克·芒谢特……小说在这变成了各种类型各个时代的各种美学实践的令人开心的博物馆，最终总是构建出某种意义。

让·艾什诺兹在中国不可能获得米兰·昆德拉一般的热烈追捧，这么说的依据是，让·艾什诺兹的人物除了对电器插座之类的东西作即时的反应，对所谓宏大叙事缺乏深入地思考。这样的阅读风尚是很难从一个热衷于政治消息混合着流言蜚语的环境中产生转变的。

一位不引人注目的年轻人凭其第二部作品《切罗基》无可争议地夺去了梅第西斯奖。这位年轻人在文学道路上稳步前进，行走在形式之外，而在文学伟大传统的核心之中。艾什诺兹的小说像一个石榴果实，外面极光滑，里面则塞满了颗粒、块状物、隐秘的角落以及布置诡谲的蜂房。

作品风格

让·艾什诺兹的小说里，爱情、侦探、冒险总是一种过度切分的语句以及滥成灾的各种比喻恶作般地纠缠在一起，然而每一个细节又都是精心雕琢煞费苦心。

让·艾什诺兹的小说读起来有困难，人物很多也不交代这些人的背景，但叙事风格却非常吸引人。同样是冷叙事，电影剧本中的文字一般客观、机械、不带表情，但这种“制冷”后的叙事仿佛是作者对自己全知全能的叙事权利的主动放弃，是对现实生活本身的过滤，是把彩色照片PS成黑白的，是故意让一个哑巴做旅行团的导游，作者是在成心地制造阅读障碍。

让·艾什诺兹小说的情节不乏黑道动作片的成分，让·艾什诺兹对于叙事的兴趣超过对于故事的兴趣。对于法语文学，艾什诺兹这样的作家可谓风格鲜明。没有故事、人物形象模糊、情节无法理解......但仅凭叙事的魅力，文字的魅力，就能让人得到阅读的享受。

让·艾什诺兹借鉴大量不一的资料。但是人们可能会说他更多的是采用挪用的手法而不是戏拟。暗示经常是非常明显的，拼贴既没有掩饰也没有被隐藏：图书馆里的宝藏似乎是公开地、轻快地被盗用了，以一种愉快的认同方式。从这些借鉴中会进发出新的气氛和意义，就像在《格林威治子午线》里“持枪盲人”这一幕： “化妆室里一片狼藉。卡拉坐在一面边上有光秃秃灯泡的大圆镜前，大部分灯泡被烧坏了，她卸妆再化妆。有人敲门，她迅速地站起来跑去开门，一打开门她的冲动就马上刹住了。她机械地把手臂交叉放在胸脯上。 ——对不起，她说，我正在等别的人。 ——我为了盲人而来，吕塞尔说。他把厚眼镜换成不透明眼镜。他左手拿着一根棍，右手拿着一个带把手的小铁箱，上面有道缝隙，前面贴了张标签。 ——当然，等一下，卡拉放下手臂。她转向镜子，打开她的包，拿些硬币回来塞到为此设想的那条缝里。 ——谢谢您的好心，吕塞尔边说边揿了一下他手提募捐箱的把手。这发出的声音很小，但卡拉左乳下同上面提到的机关一般高的地方突然有了一个小洞。她惊跳一下，然后眼中满是惊讶，滑到铺着仿桃红色大理石的大块漆布地板的地面，她散开的头发在她着地时形成一小块圆圆的金色地毯。” 到底是什么使得这一幕具有侦探小说的色彩、侦探小说的节奏、侦探小说的气氛、侦探小说的“现实主义”，而经过让·艾什诺兹的写作方式之后，就不再是侦探小说的一幕了呢?这取决于两个极小的细节：卡拉的化妆室里烧坏的灯泡和仿桃红色大理石的漆布地板。

自我评价

让·艾什诺兹引起了多少人的注意。“一切总是相同的。”艾什诺兹反复说道，“在我们一出生即交付给我们的魔术师的帽子里，所有的配料都在那：爱情、死亡、探险、梦想。帽子小而幻觉大。”

主要作品

《格林威治子午线》，1979年。

《切罗基》，1983年（梅迪西斯文学奖）。

《出征马来亚》，1986年。

《被占用的土地》，1988年。

《湖》（享受瓦尔德马恩省省议会的“创作资助”），1989年。

《我们仨》，1992年。

《高大的金发女郎》，1995年。（其中收录多篇著名小说）

《一年》，1997年。

《我走了》，1999年(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