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赋税制度

古代国家宏观管理经济手段

中国古代赋税制度起源甚早，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以往的赋税制度。公元前216年，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秦田律规定“顷入刍三石，二石”，即每顷土地应向国家缴纳饲草三石，禾秆二石。

秦朝

如果隐瞒土地，少缴或不缴租税，要受到法律的惩处。如果部佐已向农民征收田租，而不上报，就以“匿田”论处。此外，秦王朝还征收“户赋”和“口赋”（即人头税）。

汉朝

基本制度

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制，“既收田租，又出口赋”（《汉书·食货志》）。汉律要求农民按田亩如实向国家报告应缴租额，报告不实或家长不亲自报告，要罚铜二斤，还要把未报的农作物及贾钱没入县官。

与秦差异

汉与秦所不同的是，汉初鉴于秦亡的教训，被迫采取“休养生息”政策。

汉高祖（公元前202～前195在位）时规定十五税一；

景帝（前157～前141在位）时改为三十税一，早期封建王朝对人民的征敛中，往往按丁口征收，即重征人头税,汉王朝除征田赋外，还征“算赋”、“口钱”和“更赋”。算赋、口钱是人头税。

汉高祖四年始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算”，贾人及奴婢加倍，出二算；

惠帝六年（前189）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出五算；

文帝（前180～前157在位）时减轻算赋三分之一，民赋四十钱。口钱是未成丁的人口税；

武帝（前140～前87在位）用兵，国用匮乏，“民三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

魏晋南北朝

魏朝制度

魏武帝初兴，实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赋税法令：每亩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

晋朝制度

晋武帝（265～290在位）统一后，于280年颁布《占田令》，规定：丁男（十六至六十岁）按五十亩缴田租，丁女按二十亩缴田租。如户主为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按二十五亩缴租，为次丁女的不缴租。五十亩，收租税四斛，即每亩八升。除田租外，还要缴纳户调，丁男作户主的，每年缴绢三匹、绵三斤；户主是女的或次丁男的,户调折半交纳。晋武帝死后,内乱即起，这个《占田令》并没有得到长久实施。南朝赋税苛重混乱。

北魏制度

北魏实行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十五岁以上的男子授种植谷物的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男子每人授种植树木的桑田二十亩，产麻地方男子授麻田十亩,妇人五亩。次年,颁布征收租调的法令,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人、从事耕织的奴婢八人、耕牛二十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并建立“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责三长清查户籍、征收租调和徭役。

唐朝

唐初颁布的均田令规定：丁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受田丁男，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武德七年(624)颁布“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交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不产绵的地方，即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二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租庸调法还规定依照灾情轻重，减免租庸调的具体办法唐中叶，面临安史之乱以来的财政匮乏和尖锐的阶级斗争，统治者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唐会要》卷85），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宋朝

宋朝王安石变法。其中，与赋税制度有关的法令，有方田均税法、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明朝

明代行一条鞭法，征收货币地租，既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商业发展冲击了农业，佃户人身依附关系弱化，又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劳动力，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清朝

清廷入关后，宣布以明代的一条鞭法征派赋役，并免除一切杂派和“三饷”。但由于军需频繁，常常横征暴敛，杂派无穷。一条鞭法虽然把徭役银挪向地亩征派，但丁银从未被废除。

康熙(1662～1722)时，人民的丁银负担极为繁重，山西等地每丁纳银至四两，甘肃巩昌至八、九两。农民被迫逃亡，拒绝交纳丁银，以至形成丁额无定，丁银难收。

于是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雍正(1722～1735)时，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的丁银（人丁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两、丁银三百三十五万余两）平均摊入各地田赋银中，一体征收。从此，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摊丁入亩的做法：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清代咸丰(1851～1861)以前的税法，大抵因袭明代;较明代所增加者有契税、当税和牙税等项。

顺治四年(1647)规定：民间卖买土地房屋者，由卖主依卖价每一两纳税银三分，官于其契尾钤盖官印以为证。

雍正七年又将契税每两加征一分，以充科场费用。

乾隆十四年又定契税之法，严格契约的印制、填写及保存，无“契尾”者，照漏税律例论罪，并提高税率，买契为9%，典契为4.5%。

“牙税”系征自牙行的一种特别营业税。雍正年间规定，“牙帖”（经营牙行的执照）由户部颁给，每五年发给新帖一次，依牙行之资本、卖买成绩等，令纳税五十两至一千两不等，每年还要征收一定的牙税。“当税”系当铺的营业税。顺治九年制定典铺税例,规定各当铺每年纳税五两,康熙五年又规定当铺征税制，依等级每年征银五两、四两、三两、二两五钱，其后成为当税的标准。雍正六年制定当帖规则，令纳帖费，其额各地不同。以后产生种种附加税，当税亦渐增高，每年五两者，至光绪(1875～1908)年间增至五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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