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以蛰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

邓以蛰（1892年1月9日—1973年5月2日），男，字叔存，安徽怀宁人。以文学博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杰出的美学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之美誉。邓先生是清代大书法家和篆刻家邓石如的五世孙，可以说出身于翰墨世家，他也是我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先生将画史与画学、书史与书学紧密联系起来研究，对中国书画理论作现代性的学术研究，他提出了中国书画历来就有着相当完整和系统的美学理论，其美学思想中融汇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超功利原则，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个人履历

邓以蛰（1892年～1973年），字叔存，安徽省怀宁县白麟畈（今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五世孙，教育家邓艺孙第三子，美学家、美术史家和艺术理论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与同时代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享有“南宗北邓”之美誉。1912年曾任安徽教育司长。一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弹之父、两弹元勋、两弹之父邓稼先之父。他从小就受到传统的文化艺术的熏陶，这为他后来从事美学和中国书画研究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人物生平

他和同时代的许多学人一样，从小接受传统教育，青少年时代逐渐转向“西学”，并出国留学。1907年到日本学习日语，以文学博士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并且接触了西方文化。在日本结识了他的同乡陈独秀，这对他接受新思想也有积极的影响。1911年回国，从事文化教育。1917年赴美，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特重学习美学，是我国留学生到欧美系统学习的先行者之一。

成就及荣誉

1923年回国，他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授。他与鲁迅有过交往，《鲁迅全集》第14卷中有一段关于两人谈话的记述。这种经历促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和新艺术思想的传播者。并开始在《晨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涉及诗歌、戏剧、美术、音乐等。常与鲁迅、滕固、司徒乔、宗白华相交往。1927年到厦门大学任教，1928年转至清华大学。出版文集《艺术家的难关》。这是一本提倡新文艺的著作，其基本的立足点是黑格尔美学，认为艺术是超出于自然的绝对境界、理想境界的表现，不同意把艺术视为对自然的模仿，强调艺术要鼓励鞭策人类的感情，而不要流落为仅使人感官愉快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倡导艺术对社会人生的作用，倡导民众的艺术。在这本著作中，他还论述了艺术与情感的关系，诗、音乐、造型艺术、戏剧的区别等。1933～1934年出游西欧意、比、西、英、德、法等国，访问很多艺术博物馆，归国后写成《西班牙游记》一书。自欧洲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潜心从事中国书画及其美学理论的研究。

个人作品

主要作品有《画理探微》《六法通铨》《病余录》（未写完）、《书法欣赏》。解放后，先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写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4期），并校点古代画论、校阅《唐宋绘画史》（滕固著）等。1962年他把家中珍藏的邓石如大量书法篆刻作品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嘉奖。邓以蛰美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了黑格尔、克罗齐、温克尔曼等人的很大影响，始终坚持艺术－审美超功利性原则。关于艺术和美的性质，邓以蛰在他的论文集《艺术家的难关》里说到，艺术“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使人们暂时与自然脱离而“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得到一刹那间的“心境的圆满”。“所谓艺术，是性灵的，非自然的；是人生所感得的一种绝对的境界，非自然中变动不居的现象——无组织，无形状的东西。”他认为艺术不是模仿自然的结果，而是性灵的表现，是通过自然来表现心灵的精神内容，所以艺术家进行创作必须冲破“自然”的“难关”，才能“达到一种绝对的境界”。而这种“难关”也就是现实的利害关系，艺术家只有超越这种现实的利害关系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根据这种超功利主义的美学观点，邓以蛰认为艺术是用“同情”不断地“净化”人生，要表现高尚的人生理想，而不是满足感官欲望的东西。但是他并不主张脱离现实的“为艺术的艺术”，因为他从美学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认为艺术是离不开人生的。他在《诗与历史》中指出诗与历史植根于一种现实存在的“境遇”，都反映人生：“诗的内容是人生，历史是人生的写照，诗与历史不能分离”。

美学观点

关于真善美的关系问题，邓以蛰在《戏剧与道德的进化》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原始民族那里，人们的“官能感情没有失去它们的直觉力的时候”，善和美是同一的。后来产生了理性的人类“以利害为标准”，有了善恶的区别，也就有了真善美的区分。但它们三者还都是基于同一个社会人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邓以蛰对书法颇有研究，并且具有开创性的地位。他在《书法之欣赏》中提出，中国的书法不仅是美术的一种，“而且为纯美术，为艺术之最高境”。因为中国文字完全摆脱了实用的束缚，成为“性灵”的自由表现。与宗白华一样，在邓以蛰的艺术批评中，“意境”是最高范畴。他着重从书法方面探讨艺术意境是如何表现的，认为这种意境美的构成有“形式”和“意”两个因素，形式与意境是不可分的：“书无形自不能成字，无意则不能成为书法。”书法的意境美的形式成分主要是“笔画”、“结体”、“章法”三部分。他认为中国书体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古文、大篆、小篆、隶书、章草、行书、草书的过程，正是从形式美向意境美的发展，因此“行草书体又为书体进化之止境。”邓以蛰的画论集中表现在《画理探微》和《六法通诠》两篇文章里，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体－形－意”和“生动－神－气韵”的结构模式来描述中国绘画的历时发展过程。同时，他认为这个发展过程的最高止境是“气韵”，亦即“意境美”。

社会评价

邓以蛰的美学思想尤其是其书画论对中国近代美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成为与朱光潜、宗白华齐名的重要美学家。他继承并沿用了我国传统艺术理论中“意境”这个重要范畴来探讨书画作品的创作和欣赏，丰富了“意境”说的内容。邓以蛰学贯中西，其美学思想中融汇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超功利原则，在我国现代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北京大学教授陈玉龙评价：北大教授中或长于书法，或精于书论，怀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马叙伦、邓以蛰、魏建功、向达、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王力、黄子卿、杨周翰、周祖谟、李志敏、罗荣渠⋯诸先生。他们以器识为先，以人品、学养(学术品位)领字。他们的作品中不是书家、胜似书家，蕴藉风流、韵味醇深的浓郁的书卷气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种“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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