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伯伟

英国殖民地官员

郭伯伟爵士，KBE，CMG（英语：Sir John James Cowperthwaite，1915年4月25日－2006年1月21日），英国殖民地官员，1961年至1971年出任香港财政司。任内贯彻地推行“自由放任”政策，除了维持低税政策外，还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的经济哲学被往后的财政司加以发挥，为香港政府后来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审慎理财和自由市场等方针立下基调，亦促使香港经济急速发展，为七、八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做好准备，而自1970年起，加拿大费沙尔学会每年都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生平

早年生涯

郭伯伟祖居苏格兰，1915年4月25日生于爱丁堡，父亲与他同名约翰·詹姆士（John JamesCowperthwaite），在当地税务部门工作；母亲叫杰西·威姆斯·巴伦·贾维斯（Jessie Wemyss Barron Jarvis Cowperthwaite），祖籍葡萄牙阿尔加威。郭伯伟另一有名胞弟名大卫·贾维斯（David Jarvis Cowperthwaite，1921年9月14日－2006年10月20日），他于1939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艾克塞特学院，后来在苏格兰任公务员，曾在当地内政及卫生部门出任次官。

郭伯伟早年入读爱丁堡附近的墨奇斯顿城堡公学，毕业后于1933年入读圣安德鲁斯大学主修古典文学，后以一级荣誉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后，他又升读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修读古典文学硕士学位，并取得双重一级荣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后，郭伯伟原本应募加入苏格兰步兵团，但轮候期间返回圣安德鲁斯大学修读经济学，并取得经济学学位。

殖民地生涯

郭伯伟在战时没有参与战争，相反，他在1941年获殖民地部聘请到香港任官学生。然而郭伯伟乘船出发至南非开普敦时，他得悉香港已被日本侵占沦陷，因此他没有到任。在伦敦当局发电报指示下，郭伯伟遂临时转到英国另一殖民地塞拉利昂的殖民地政府任弗里敦民政专员。

在1945年年初，有鉴于盟军局势日益明朗，郭伯伟获召返伦敦，并在4月起于殖民地部的香港规划工作小组中参与订定有关英国重新对香港作出管治的计划。随着香港在1945年8月重光后，他在同年11月抵达香港，并被派到政府的贸易及经济事务部工作，此后获得连番擢升。在1952年，郭伯伟获擢升为助理财政司，后来又升任为副财政司。在1961年4月17日，他接替歧乐嘉任财政司，展开长达10年的财政司生涯。

财政司

背景

受到著名哲学家亚当·史密斯的思想影响，郭伯伟是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的忠实支持者；在他上任财政司的时候，香港刚经历过港督葛量洪爵士的管治，经济基石由转口贸易转型成为以蓬勃的轻工业为主导，为其施政创造有利的背景。与其他殖民地官员一样，郭伯伟是委任的官员，不需要考虑任何选举及选民的因素，亦无需要以短视的目光取悦市民；再加上继任港督柏立基爵士争取到为港府取得“财政自主权”，以后港府无须再将其预算交予伦敦审查，这些条件促使郭伯伟可以在无拘无束的情况下，放心推行所谓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

低税政策

在1960年代的香港，由于内地政局的不稳定，难民的涌入使到香港的贫困人口急升，为了改善香港普罗大众的生活，郭伯伟对自由放任政策加以发挥。当中，有见于香港天然资源缺乏，无论是日用品、食物以至食水都十分依赖进口，他任内积极维持极低的关税政策，让价廉物美的进口货品流入香港，使市民无需购买成本昂贵的本地货品。

郭伯伟任内亦将薪俸税维持在不多于个人总入息的百分之十五的水平，又删除一些旧有的税项，以设法维持低税的政策。郭伯伟的低税政策曾经为英国方面所反对，而英国方面甚至曾建议香港应跟随新加坡大幅上调薪俸税，但其政策始终得到柏立基爵士及继任港督的戴麟趾爵士所信用而没有改变。另外，时任英国国防大臣丹尼士·希利曾建议过部份驻港英军的军费以税收形式转嫁香港市民，但建议同样被郭伯伟大力反对而泡汤。

减少干预

除了低税政策以外，对市场干预减至最少也是郭伯伟的主要方针。一方面，郭伯伟反对对市场进行任何资助或补贴，因此他不支持对本地工业进行补贴，也没有应要求向兴建中的红磡海底隧道提供资助。有趣的是，郭伯伟任内甚至拒绝接受财政司用以翻新官邸的津贴，反映出他在反对干预上作出的坚持；另一方面，他亦反对对市场作出过份规限，正因如此，他大力反对英伦银行在1962年向港府建议立法限制商业银行的数量；在他的影响下，有关立法最终在1964年进行时，条例比原先的建议大幅放松。

尽管香港后来接续爆发过1965年股灾，以及六六与六七暴动，但这些短暂的动荡并无严重影响其政策。及至1967年11月19日，英国首相韦尔逊突然宣布英镑贬值百分之十四点三，与英镑挂勾的港元随即跟随大幅贬值，郭伯伟在港元贬值后不出九十小时，成功使港元币值回升百分之十，但事件使库房损失约3,000万镑。郭伯伟有关行动是港府历史上首次自行决定港元汇率，而七年以后，港元亦告脱离英镑作自由浮动。

郭伯伟在任内反对政府对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统计，也是其反对市场干预的要点之一。郭伯伟曾言贫穷国家要脱贫，首要“应废除国家统计部门”；他认为对经济状况作统计十分危险，因为政府会不知不觉地根据数据作出干预，并阻碍市场自然复苏的机制。郭伯伟甚至曾言“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虽然这些意见曾受到英国政府的强烈反向，但这种态度在其任内没有改变过。

值得注意的是，郭伯伟在任财政司并非完全没有干预市场。比如在1960年代，港府着力开展所谓的“廉租屋计划”，都反映出市场被一定的干扰。不过，从郭伯伟的观点出发，“廉租屋计划”本身并不代表福利主义，计划本身出于政府有急切必要清除寮屋区，而寮屋区的土地也有发展的必要；至于所谓的“廉租”，则某义上是对寮屋居民徙置后的一种“补偿”。这种对干预可免则免的态度，到后来港督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在1970年代推行“十年建屋计划”及“居者有其屋计划”才有明显改变。总言之，郭伯伟认为，只有贫民等等被市场机制忽略，而又有急切需要的时候，政府才应作出干预。

在教育方面，同样，尽管政府有继续在1960年代兴建新的官立学校，但总体上，香港主要的学校都是由教会等私人办学团体营运，干预并不明显。此外，郭伯伟亦反对为香港引入免费教育，惟面对日益强烈的呼声，他终在1971年卸任前夕勉强支持引入六年强迫小学义务教育。

影响

郭伯伟在1971年6月30日从政府退休，财政司一职由夏鼎基（后为爵士）接任。郭伯伟卸任时，在他的政策推动下，香港经济出现了深刻的改变。首先，在1961年时，香港人的人均收入仅约及英国的四分之一，政府储备只有7,750万；但到1971年，香港人的平均收入有百分之五十的实质增长，政府储备亦暴增至6亿4,000万。后来在1990年代，香港的人均收入甚至超越了英国。另外，郭伯伟任内成功令香港的贫穷人口减少三分之二；对外出口亦以每年百分之十四的幅度不断增长，使香港转型成区内的主要制造业中心；并为香港在70及80年代的经济起飞立下重要基石。

在经济不断改善的同时，郭伯伟贯彻奉行“自由放任”政策，使公共支出在其任内一直维持于甚低水平。郭伯伟的经济哲学对后世起了很大影响，面对宗主国英国受到福利主义及社会主义思潮主导，香港背靠的中国大陆又提倡共产主义的时候，郭伯伟的“自由放任”政策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自他以后，继任财政司夏鼎基爵士从他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出“积极不干预主义”，让经济自由主义继续在香港演进；后来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方针，都可以上溯至郭伯伟与夏鼎基爵士两人的经济哲学。总言之，在郭伯伟萌发的“自由放任”政策影响下，香港逐渐成为了高度自由的经济体系，而自加拿大费沙尔学会在1970年开始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以来，香港更每年都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除了香港以外，郭伯伟的经济思想还下启19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及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推行的“改革开放”，也某程度上受到郭伯伟的影响。郭伯伟在香港的经验使香港成为自由市场的一大典范，不少知名学者如弗里德曼和海耶克甚至视之为教科书的基础例子，来展示自由的经济政策如何带来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晚年生涯

离开港府后，郭伯伟在1972年获聘到香港投资银行怡和富林明公司，并出任国际顾问一职至1981年，此后他主要在苏格兰法夫郡圣安德鲁斯与妻子过著退休生活，并不时花时间环游世界各地，探访朋友。另外，郭伯伟热衷于高尔夫球，是皇家古老高尔夫球会的活跃会员。

作为传统的殖民地官员，郭伯伟终身拒绝撰写回忆录，即使在晚年亦拒绝访问，并对其服务政府的经历三缄其口。郭伯伟在2006年1月21日卒于苏格兰邓迪的九井医院（Ninewells Hospital），终年90岁。他死后，遗体在邓迪火葬场火化。

家庭

郭伯伟在1941年与希拉·玛丽·汤姆森（Sheila Mary Thomson，？－2006年2月13日[1]）于英国结婚，希拉父亲名亚历山大·汤姆森（Alexander Thomson），来自阿伯丁。郭伯伟与希拉两人在1944年于塞拉利昂诞下一子，名约翰·詹姆士·哈米什（John James Hamish Cowperthwaite），哈米什为香港著名建筑师，妻子为香港执业律师区妙宝，惟哈米什后在2004年5月于菲律宾不幸遭贼匪劫杀，享年59岁。

评价

郭伯伟在香港贯彻推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让他取得极高的评价；有人甚至形容，他好比“全球最成功的企业财务总监──CEO则是英女皇”。在1971年6月23日，郭伯伟最后一次出席立法局会议时，时任署理辅政司对他留下这样的评价：

……作为财政司，他比绝大部份人为香港付出得更多，而且要比大部份人所想像的多很多。他的政策所达至的高度境界，恐怕可能要像凯恩斯一样，要很多年以后才会得到世人真正的欣赏。

另外，末代港督彭定康（后为勋爵）任内亦曾称赞郭伯伟是香港“这一切的建筑师”。而在他身后，时任特首曾荫权甚至赞扬“他是创造香港这最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传奇的重要人物”。为了纪念他对香港的贡献，香港《苹果日报》主席黎智英于2006年4月25日郭伯伟91岁冥寿当日，在将军澳的壹传媒集团大楼大堂竖立了一座郭伯伟铜像，以表扬其笃信市场力量的信念。后来，郭伯伟铜像旁边又加入了弗里德曼与海耶克的铜像，标榜他们对自由的贡献。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郭伯伟早于1963年认识，而弗里德曼很早就对他的经济方针留下深刻印象。弗里德曼曾对郭伯伟有这样的评价：

……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英国本土正向极端的社会主义政策进发，她其中一个仅余的殖民地──香港──却朝着极端的自由市场政策进发。出于一些官僚积习，殖民地部委派郭伯伟出任香港财政司。结果是：英国本土被社会主义勒死，但她拥有的殖民地却演化成为展现自由市场风采的重要场地。

尽管多年来受到不少赞誉，但郭伯伟一直对此显得十分谦虚。他曾自言“我只付出很少。我所做的，只在于尝试防范危害成果的事发生”。他又认为，香港经济之所以取得成功，全靠香港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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