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麟阁

中国教育家

郭麟阁（1904--1984），我国当代著名的法国语言文学专家、教授、教育家、翻译家。河南省西平县人。1928年毕业于中法大学服尔德（现译伏尔泰）学院。193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人物简介

郭麟阁曾任辅仁大学讲师、北平师范学院教授、中法大学教授、法国文学系和文史系主任、代理文学院院长。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法语教研室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全国法语教学研究会顾问、《法国研究杂志》顾问、北京市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

著有《红楼梦研究》（法语）、《法国文艺论集》（法语）、《法国文学简史》（法语）、《法语文体学教程》，主编《大学法语》教材、《汉法词典》、《汉法成语词典》、《法国历史语法》等，译有（法）马尔赛勒·巴尼奥勒《窦巴兹》、（法）普罗斯佩·梅里美《雅克团》等。

孜孜以学

1904年12月15日，郭麟阁出生在河南省西平县农村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他幼年时代聪敏好学，受私塾教育，读《百家姓》、《神童诗》、《四书》、《五经》，作八股文。辛亥革命后，少年郭麟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省舞阳蚕桑学校，以后又不顾有封建保守思想的父亲之反对，毅然放弃继承家产，仅带着十分简单的行李，徒步远走他乡求学，于1919年考入开封欧美预备学校法文班，时年15岁。这个学校的课程除中文和历史外，全部使用外国教材，用外语讲课，4年毕业。当时在该校就读的学生中，后来有不少人成为社会的精英，如董其武、侯镜如等。15岁的郭麟阁在选择人生道路上，敢于独立自主，追求光明和进步，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

当时，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并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政府当局的卖国罪行。在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潮推动下，郭麟阁也和学生们一起参加游行和抵制日货运动，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经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教育。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郭麟阁更加坚定了为振兴祖国而出国留学的志向。1923年，开封欧美预备学校改建成河南大学，原校法语班学生被送到上海震旦大学继续学习。一年以后，郭麟阁考入北平西山大学（中法大学的前身）服尔德学院，来到了文化古都北京。

法国陶冶

在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郭麟阁打下了研究法兰西语言文学的深厚功底。与此同时，他还广泛涉猎文史哲学科的相关知识，更没有放弃从小以来对中国文学、历史的浓厚兴趣。也经常到北大文学院听著名教授讲课，如听鲁迅先生主讲《中国小说史略》、沈尹默的《诗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等等。

1928年，郭麟阁在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考试成绩列全校第一名，由校方出资派送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深造。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这一年秋天，他离开祖国，乘货轮飘洋过海，来到向往已久的欧洲大陆。

从1928年至1935年这7年的时间里，郭麟阁辗转奔波于法国里昂、马赛、巴黎等地，过着艰苦的官费留学生活。学校提供的经费少得可怜，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他节衣缩食，经常忍饥挨饿。但他始终依靠坚定的信念，以顽强的毅力刻苦用功读书，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在里昂大学法郎士、司汤达、梅里美、莫泊桑、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原著，以及著名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泰纳、圣佩夫等人的文艺评论。

他还跟随法国著名小说家维卡尔先生学习写作，整整学习了3年，使自已的应用法文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博得老师的赞许。在维卡尔的指导下，郭麟阁开始翻译唐诗、宋词，并在报刊上发表。1932年，他大胆翻译了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的前50回。当它们陆续在报刊上登载后，立即在法国文坛甚至整个欧洲都引起了轰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法文将这部伟大的作品介绍给西方读者。欧洲人惊叹不已，他们称曹雪芹

继翻译《红楼梦》后，经过充分准备，在卡哀教授的指导下，郭麟阁以充沛的精力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博士论文的写作：用法文撰写《红楼梦研究》。在这篇论文里，他利用国内胡适等人研究考证的成果，大胆借鉴西方美学思想和理论，特别是采用了法国圣佩夫、泰纳、朗松等人确立的艺术哲学理论和历史科学的文艺批评方法，对《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封建社会的特征以及《红楼梦》的文学特色、艺术成就展开了充分的伦述和分析。尤其是他在文中强调了《红楼梦》从一个家庭崩溃过程反映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和没落，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极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评论，卡哀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论文答辨在1935年6月10日正式通过，郭麟阁荣获法兰西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一生中难忘的日子。参加答辩会的多达200余人，其中有许多作家和学者纷纷向郭麟阁表示热烈祝贺。里昂著名的包斯克兄弟出版了这篇论文，它轰动了整个法国文学界和学术界。

特殊情谊

在西山大学，郭麟阁有幸结识了陈毅悲惨世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其见解独到精辟，令郭鳞阁受益匪浅。那时，陈毅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从事很多革命活动，经常很晚才回来，郭鳞阁总是在炉台上烤些馒头或窝窝头，并准备些辣椒，等他回来一边吃一边讲些外面的新鲜事，在陈毅熏陶下，郭麟阁逐渐有了一些革命意识和进步思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一个月后，中山先生灵柩由中山公园移往西山碧云寺。当时任中法大学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召集同学组成执绋队，郭麟阁也加入其中。在陈毅的带领下，执绋队在北辛庄迎接中山灵柩，并一路护送到香山碧云寺。1925年暑假后，学校在市内东皇城根建成新校舍。郭麟阁同陈毅一起进入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文学院）。这时期郭麟阁认真研究泰纳、圣佩夫、厨川白村、小泉八云的文艺理论，孜孜不倦，废寝忘食，一心想考第一，争取官费留学深造。这时期，他还在刘半农

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竟令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打死50余人，重伤200余人。这一天，郭麟阁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当他看到身旁不少同学中弹倒地，心里也异常紧张。领队的陈毅沉着冷静，奋不顾身，正在指挥队伍疏散，当他一眼看见惊慌失措的郭麟阁时，立即冲过去将他拉出来，送他钻进小胡同，随后又返身冲进铁狮子胡同，冒死救出不少同学。亲眼目睹了陈毅临危不惧、舍身忘死的英雄行为，郭麟阁的身心受到极大震动，对陈毅光明垒落、肝胆照人的伟大胸怀更是终身难忘。（云木山庄）

真才实学

《法国文学简史》（卷一、卷二）是我国法语界耆宿郭麟阁先生的遗著，也是第一部中国人用法语撰写的法国文学史。郭老在书中论述了中世纪至十九世纪法国主要的文学流派、相应的社会背景以及灿如繁星的作家群体。作为法语文字工作者，我有幸拜读了郭老的书，深觉获益匪浅。郭老的长子郭瑜先生曾向我讲述了郭老的生平和一些不寻常的经历。郭老早年赴法深造，获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任教。1952年中法大学与北大合并，他便在北大任教直至1984年病逝。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是我国著名的法国语言文学家、文学翻译家。他的社会活动非常活跃，曾任民革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重要职务。郭老毕生从事法国语言和文学研究，为教育事业辛勤耕耘半个世纪，他的学生有的已是法语界的领军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芬芳人共知。他的主要著作都是教学实践的积累和总结，像参与编写的《汉法词典》、《汉法成语词典》、《大学法语课本》、《法国历史语法》等。

谈及《法国文学简史》的创作缘起，郭瑜先生回忆说，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郭老积累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酝酿用法语编写一部综述法国文学历史的著作，作为法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在我们求学的年代，研修法国文学的学生常常苦于原版资料的匮乏，不得不依靠老师口授的课堂笔记和复印材料，中文参考书只有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偶见其他零星文章，图书馆里的原版书也因为僧多粥少几乎借不到，不可谓不艰苦。此书若能在当时出版，相信可以惠及一大批学生。

在世界文学宝库里，法国文学一直以其博大精深为文学爱好者瞩目。如何驾驭分散的原始材料、架构自己的体系，是每个修文学史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况且，用法语写作，没有极深的语言功底是无法胜任这项使命的。而郭老正是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

与时下流行的文学评论潮流不同的是，郭老没有套用某一当红的文学批评理论，而是基本沿着时间的主线，分阶段、分时期将原始资料忠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套书一方面为初级读者勾勒出法国文学及其历史的主线和脉络，另一方面又为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材料，而此书全部以法语写成，又为读者日后深入研究时查阅原版著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想这正是郭老的初衷吧。

作者在书中批判地采用了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如圣佩夫（Sainte－Beuve）、泰纳（Taine）、布吕乃基耶（Brunetière）、朗松（Lanson）等的观点，记述了上至中世纪标志法语形成的第一部重要的罗曼语文献《斯特拉斯堡誓言》、以及随后的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市民文学、讽喻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空前繁荣的文学；古典主义时期的悲剧、喜剧和散文；十九世纪的浪漫文学，包括抒情诗歌和象征主义诗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戏剧和小说，当然更少不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

当然，除了清晰地描绘线性法国文学的整体脉络外，郭老还非常注重对点的展开，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文艺复兴运动虽始于意大利，但在近一个世纪后席卷了整个欧洲，覆盖了知识、艺术、哲学、宗教、社会诸方面，触及个人社会方式和集体生活方式、对社会和世界的概念、人与上帝、宇宙、历史甚至和自己的关系。文艺复兴运动在法国更表现为与封建文明、教会文化的决裂和建立在人文主义原则上的世俗文学的蓬勃发展。拉伯雷作为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和最突出的作家，郭老不吝笔墨，施以浓墨重彩。在讲述拉伯雷的生平时，作家年轻时不甘修士生活的禁锢、广交朋友、渴望求知的形象跃然纸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他的主人公会是如此不拘一格。除了对《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的介绍，郭老还结合拉伯雷的一生详细分析了他的人文思想、作品的现实主义和生动、丰富的语言艺术。但是，对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雨果，也许是国内对他的翻译和介绍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郭老竟然一笔带过，仅占了第二卷分论19世纪法国文学十几页的篇幅，这似乎和国内文学界对雨果的评价不太相称，我想，这正反映了郭老坚持自我的风骨。

郭瑜先生还曾讲过郭老带病创作《法国文学简史》的经历。郭老1980年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因病入院，他在病榻上依然坚持撰写书稿，并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将学生召至身边授课。1984年郭老辞世后，他的学生加工整理了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商务印书馆于2000年正式出版。这期间，国门大开，西方的各种文艺理论、文学思潮不断被介绍进来，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分析问题的方式。考虑到这套文学史的成书年代，或许我们不应该套用现代的标准评价它，而是应该承认它在那样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所起到的宝贵作用和它的历史价值。至少，它为研究法国文学史的人们提供了一家之言，尤其是这样一位学界泰斗之言。（张文英）

后人景仰

怀念郭麟阁先生

柳鸣九

每次在书店看到梅里美的选集时，我都特别要注意里面是否收入了郭麟阁先生所译的《雅克团》，但几乎每次都令我失望，我只在60年代见过人文出的《雅克团》单行本，此后既没有见过它再版，也没有见过它被收入梅里美的选集，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卡门》，在各种选集中总是屡见不鲜，它在国内的各种译本，似乎已经有十几个之多了！

《雅克团》是梅里美写于1828年的一个剧本，就其题材与过去马列主义文艺学所特别重视的“人民性”而言，它在法国文学以至世界文学中都要算凤毛麟角了，它写的是法国中世纪的一次著名的农民起义，那时，封建领主与天主教会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残酷，再加上正值英法百年战争，还有入侵的英国军队与英国浪人对法国百姓进行野蛮的抢掠与残害，农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一样，不得不揭竿而起，进行反抗。梅里美的剧本就是写这一历史事件，通篇充满了作者强烈的革命情绪与民主主义精神，因为写作年代正是复辟王朝后期，整个法国都在酝酿着、积蓄着对这个封建残余政治实体的爆炸情绪，只等1830年革命一声炮响，而这时，梅里美正血气方刚，年仅25岁。

《雅克团》这个剧本的原文，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读过，那一年级的法文精读课，用的是原苏联高等院校本科法文课的正式教科书，那里面就选了《雅克团》的一些篇章。说实话，那是我们在高年级所碰见的最麻烦的原文，虽然都是口语对白，即“大白话”也，但那是16世纪的“大白话”呀，如果没有古法语的知识基础，一句简单的话，一个简单的词，也许就成为你难以逾越的障碍，而且那还是法国北部省区地方方言的“大白话”，其中还有一些“泥腿子”农民的粗话与俚语，是一般的法文字典中难以查找到的。总之，说不上有什么艰深，但要把这种原文对付下来，着实有些麻烦，就像进入了一个荆棘丛生、蚊虫密布的森林，每前进一步，都要费点劲儿。

因此，当我第一次见到郭麟阁的《雅克团》译本时，我不禁颇有所感，我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如此不怕麻烦，竟昂然走进这一片密林荆棘地带，确有一种“艺高人胆大”的气概。而他作为翻译家选中的《雅克团》，显然并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不会给他带来好多好多的读者，他是为了什么呢？看来是为了忠实贯彻人民性这样一个选材标准，也许还受了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动力这种革命论断的思想影响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泥腿子”造反精神的感染，而在翻译工作中“坚持政治第一”的结果。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是太自然、太必然的事了，后来，我每想到此事，总感到麟阁先生的确是一个很实沉、太实沉的人。

麟阁先生是我们在北京大学时的法文主课老师，头三年，他并没有教我们，是从第四年才开始的。法文主课是我们这个专业最基本、最重要的课程，是培养我们作为“法国语言文学专门人才”的主要“平台”，高年级的这一课程，一般都是安排法国语言与法国文学造诣都比较深的老教授来担任，对于郭先生，我们在低年级时就“闻名已久了”。

上了他一年的课，果然受惠无穷。他的课不用现成的教材，而是他自己编的讲义，他的讲义编得很是认真、很是细致，一堂课往往就有好几大篇，把涉及的法语语言现象解释得很清楚而透彻，并有丰富的例句帮学生理解得更深入、掌握得更能“举一反三”，在课堂上，他又操起造句措辞十分精当的并有文化品位的法语进行讲解，使学生又受益一层。麟阁先生在课堂上还有一绝，他能随口背诵大段大段、成篇成篇的法国文学名著，甚至是高乃依与拉辛那些令人生畏的长篇韵文。而且他背诵起来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他那种背诵的“硬功夫”与执着投入的热情，都赢得了我辈的格外敬佩。

应该说，他是我们的恩师，他的精读课，再加上陈占元先生的翻译课以及陈定民先生的口语课，盛澄华、李锡祖先生的选读课，的确使西语系法文专业的学生在高年级受到了严格的科班训练，在阅读、理解、翻译、写作各方面都打下了扎实良好的基础，仅以我们这一班为例，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毕业后广泛地分配到了外语教学、口译、笔译与文化交流、学术研究等各种工作岗位，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成为了出类拔萃的人才，如丁世中在联合国的同声翻译、罗新璋中译法、法译中的文学翻译、吕永祯、刘君强的外语教学、李恒基的电影文化交流等。我们后辈学子的成功中，凝聚了先师们培养的心血。

但麟阁先生这样学问精深、人品高雅的名师却并没有“闪光的外表”（这似乎是五四以来北大名家的一个传统）。在见到他之前，他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但一见却多少令人有点失望，他与我们在低年级见过的那种戴金丝眼镜、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的教授很是不同，看起来显得很有些土气，全然没有他留学法国多年的痕迹。他的外观像一个憨厚的农民，一口河南乡音，常穿一身再普通不过的卡其布中山服，剪裁缝制得甚不讲究，看上去也不那么整洁，甚至胸前还有个把小污渍。他身材高大，满脸通红，精神充沛，声音洪亮，他常以自己“身体好”而骄傲。有时，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满可以工作到九十岁，一百岁，没问题”，说到最后一个片语，头沉醉地摆动一下，用手轻轻地由上往下，再由下往上一扬，作了个动作，就像一个老师满意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上一个钩。据他说，他保持了强健的身体就是由于胃口好，能吃，而且，他很喜欢吃主粮、吃饭，就像我小时候听家乡的老一辈所说的“人是铁，饭是钢”那句“古训”，他这些话是否在课堂上讲过，我记不得了，但记得有一次我有幸在他家共同进餐时，他身上有浓浓的乡土味，他这乡土味显然是从他原生的环境里直接带来的。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没有被长期国外的镀金所磨损，没有被他大半生在知识分子堆里司空见惯的附庸风雅、矫情矫饰所掩盖，他是一个清澈见底的人，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本色人。

他是如此本色，我没有看见他身上有任何附丽、炫耀、文饰、装点、增色、聚光、美化、藉用等等的方式与杂质，我除了听见过他以自己的饭量与背诵法文诗的苦功夫自诩外，就没有见过他拿别的什么来增加自己分量与光度。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引用出来是否恰当，反正它多少给了我些许震撼，那就是他与陈毅的关系，他与陈毅是在中法大学时期的同窗同学，而且同住一个宿舍，后来在法国也有交往，听说，陈毅造反时有一次曾遇“麻烦”，他还伸出过援手，而建国之后，他们仍保持着同窗之谊。对于这样一层“红彤彤的”、在常人眼里足以给自己添光增彩的关系，我在学校时从未听他说过，也没有听到过同学中对此有任何传闻，我走上工作岗位，在与麟阁师多次个人交往，包括饭后畅谈，病中倾诉中，也均未听他提及，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偶然从一个外交界一个同志口里听说。

本色者，与算计、谋略、手段、机巧等等，总是格格不入的，甚至往往本能地不屑于此。大凡以本色行世，莫不易受损折，此世之常情也。按我个人的俗见，以麟阁先生的学力与资格，他本该有更多的空间，有更大的活动天地，然而，他显然没有充分实现自己的人文学术抱负，对此，他在心底里是否感受过遗憾与苦涩？我想是的，他这种遗憾与苦涩如果有所表露的话，那也是按照他本色的方式，表露得很本色的，至少，我亲身感受过一次。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的腿部受伤，长久未能愈合，为防止恶变之患，住进了北京医院，我去看过他一次。和以往一样，师徒二人促膝长谈，畅达尽兴，无话不叙，其中有一段话至今我想起来，仍深感其苦涩与凄清，那是他对于他未能当上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一事而发的，他那段话大至是说，自己对法国文学挚爱了一辈子，也做了不少法国文学的工作，为什么一个区区的理事头衔也不给自己呢？他没有表示愤慨，也没有埋怨，只是有点无奈，说了一句：“未免太过分了吧”？此事在我看来，的确“过分”，而且“很不像话”，学界之中竟有这种排斥异己、践踏起码公正原则的事，竟有如此专横跋扈、惟我独尊、对他人学术生命任意打杀的“家长”，简直就令人震惊。此事的过程我略知一二，本来是有人力主郭先生以及另外一位颇有学术业绩的先生应为研究会的当然理事，然而却被“掌门人”以“他们只是法语教师，而不研究法国文学”这样无视事实的借口随意否决掉了，要知道，郭麟阁译《雅克团》，郭麟阁用法文写作并出版了一部《法国文学史》，在本学界里有谁能做到？而区区一顶“理事小帽”又算什么呢？当时，我在本学界还是一个“小媳妇”，自己头上也悬着一条“霸王鞭”，（事实上，不久之后，这鞭子就狠狠地抽将下来了），因此，除了陈述自己的意见以外，对麟阁先生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实在无能为力，莫可奈何，乃至后来我自己忝为“掌门人”，能够主事，想要进行“纠偏”时，麟阁师已乘仙鹤他去，把那种鼠肚鸡肠、鸡零狗碎的小动作弃之不屑，远远抛在身后世俗的尘埃里。

在校期间，我与郭先生并没有什么个人接触，1957年走上工作岗位后，由于作为编辑，需要与专家学者有各种联系，又因为工作单位就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才与郭先生有了较多的来往。我曾多次去过他家在北大朗润园那个僻静而略带荒芜气味的院子，也曾不止一次享用过他家的家常便饭，他对我一直充满了师长一般的关怀与爱护，却又绝无“师道尊严”的架式与居高临下的目光，倒是像平辈朋友一样亲切随和，我感到，这也正是他心善而纯朴的本色。他不仅使我获得了为学的教益，也使我获得了为人的感悟。后来，我的工作单位搬离西郊中关村，落座在东城边上，我与麟阁师的来往才日渐稀少。

1979年11月，我收到他寄赠给我一本他所主编的《汉法成语词典》，该书的扉页上这样端端正正地写着：“鸣九学长指正，郭麟阁于北京”。这题词使我震惊，使我汗颜，使我深感无地自容。从各方面来说，我都是他的学生，他都是我的老师，永远的老师，这样的题辞我是承受不起的。然而，他却这样写了。这不只是“礼贤下士”的姿态，不是士林中故作谦虚的俗套，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它以其绝对的大气，真正的虚怀若谷而愈加高远超脱。

我珍藏着他赠送的这本书，作为一份纪念，更作为一种昭示与楷模。因为，他所做到的，很多我都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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