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仪

中国国民党军政界重要人物

陈仪（1883年5月3日—1950年6月18日），曾名陈毅，字公侠，后改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中国国民党军政界重要人物。

人物生平

求学东瀛

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七日（1883年5月3日），陈仪出生在浙江绍兴。其父是一名商人。

陈仪从小好学，涉足经史典籍，孜孜不倦，特别爱读《史记》，喜好议论前人的得失。后来，他和哥哥陈威一起，跟随任教的叔父陈荪阶（清朝秀才），在杭州蒋广昌学校从读。因母亲王氏希望儿子学商，故陈仪不久即被召回，送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三年后学师期满，征得母亲同意，他再次去杭州求学，进入求是书院学习。期间陈仪目睹清廷窳败，国势日衰，思以学军报效国家。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九岁的陈仪考上官费留学生，与同乡邵铭之等结伴东渡日本。起初进入成城学校就读，为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作准备。后因该校毕业的中国学生不能直接入士官学校，便转到陆军测量学校学习。一年后，相继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炮兵科、炮兵射击学校第四期。在此期间，陈仪加入了光复会，与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百里、蒋尊簋（蒋百器）、蔡锷、鲁迅等结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经过五年的留学生涯，陈仪从日本回国，在陆军部任二等课员。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浙江于11月光复。到民国元年（1912年）1月，蒋尊簋继汤寿潜为中华民国浙江都督，陈仪应蒋尊簋之邀南下，出任都督府军政司司长，主持后勤事宜。他处世谨慎，工作负责。同年，南京临时政府任命的第六师师长朱瑞班师回浙，密谋取代蒋尊簋。为此，他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先指使其部下首先发难，攻击陈仪后备供应不力。他一怒之下，即弃职而去。不久，蒋尊簋因孤立辞职，朱瑞便取得了都督地位。

民国三年（1914年），北京军政府改组。陈仪应召赴北京，任政事党统率办事处参议。翌年（1915年），袁世凯筹谋称帝，时任参政院参政的蔡锷设计离京，赴滇组织护国军反对袁世凯复辟。陈仪被袁世凯派往天津追赶。他到天津后，与章宗祥、蒋百里等商议，以“追不到”为由向袁世凯作了汇报。不久，他辞职归里。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不同派系纷争迭起，陈仪大失所望，于民国六年（1917年）携带妻子沈蕙和六岁的女儿陈文瑛（侄女）再次东渡日本，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

民国九年（1920年），陈仪以优异成绩从陆大毕业，然后回国。这时国内政局更呈纷乱，他一时无所适从，于是定居上海，与友人合资在江苏东台兴办裕华垦殖公司，任经理。同时经商，接办丝绸商业银行和银庄。当时，清末状元张謇也在苏北办实业（盐垦），因自然灾害及市场情况变化，经营发生困难，需另筹巨额资金。陈仪受张謇的委托，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往日本借款。这次，他娶了日本女子古月好子，回国后改名为陈月芳。

易帜投蒋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孙传芳在江浙战争中乘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在黄渡一带酣战之机，率部由闽北袭取浙江。陈仪与孙传芳有同窗之谊，被浙江省省长夏超派为代表，前往桐卢迎接孙传芳，劝其息兵，以免战火祸民。他听孙传芳询问蒋百里的近况，便推荐蒋百里与其会晤。孙传芳当即授蒋百里为浙江第一师师长。蒋百里固辞，转荐陈仪为师长。第一师在浙江历史悠久，官兵自成体系，不是外省籍贯的军官所能轻易控制的。陈仪虽然与浙军交往不深，但毕竟是浙江人，在军界资历深。孙传芳也想利用他摆场面，勾结地方势力，巩固地盘。这样，陈仪顺利成为第一师师长，于9月到宁波就职，开始带兵。不久，第一师司令部开回杭州，驻于梅东高桥。他治事甚勤，公私生活颇为刻板。每天黎明，轮流到各团、营检阅士兵出操，官兵为之振奋。

民国十四年（1925年），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借秋操之名，出动五路军队袭击沪宁、津浦路一带的奉军。陈仪亲率第一师的第二、三团，以及炮兵、工兵营和骑兵连，经沪宁路渡江沿津浦线前进，协同卢香亭师，袭击奉军杨宇霆部。11月，在夹沟、固镇之役，他击退张宗昌部鲁军，占据徐州，升任五省联军的徐州总司令。随后，陈仪委派留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葛敬恩为参谋长。在这期间，他注意整顿军纪、培养干部；利用军工帮助地方搞建设，先后发动部队修筑了徐州环城马路和徐州通往萧县等地的公路；在地势较高的九里山开凿了几十米深的水井，解决了附近军民饮水难问题。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陈仪创办浙江陆军第一师干部教导队，招收考试合格的班长和上士受训。修业一年后，分配到团、营任军官。其课程设置超过五省联军军官学校。这年秋，孙传芳来徐州检阅教导队，对陈仪的工作表示嘉慰，奖金从优。后来，这个教导队更名为“徐州干部学校”。

这时，北伐军已向武汉推进。陈仪与葛敬恩一起分析局势，认为北伐深得民心。他说：“北方军阀当权，政出多门，统一中原是不可能的。”但他尚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无缘，经孙传芳默允，便派与蒋介石曾有一面之交的葛敬恩赴江西，了解北伐军内情，谒见蒋介石。不几天，葛敬恩秘密带回蒋介石给陈仪的亲笔信和任命陈仪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的委令。他暗中接受了这一委任，准备乘机观变，易帜响应。10月，孙传芳镇压了夏超的独立，任命陈仪为浙江省省长，仍兼第一师师长，将第二团与骑兵营驻杭州，其余各团分驻绍兴至五夫一带。待行政措施布置停当，即同孙传芳面谈，敦促其与南方合作。但上任不到三个月，浙江各界联合会发出了浙江省自治的通电。第三师的周凤岐也暗中接受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的委任，从九江班师回浙，准备行动。因此，一时社会哄传，都说陈仪和周凤岐两人态度不稳。孙传芳派驻笕桥一带的部将孟昭月、王焱，认为浙军不可靠，便擅自率部入省垣，包围省政府。第一师驻杭部队请示陈仪抵抗，但他以众寡悬殊，后援不继，如发生巷战，难免地方糜烂为由，命部队官兵缴械。自己被孟昭月扣押在梅花碑省长公署三天三夜，旋又被解送南京，软禁在五省联军总司令部。

陈仪蒙难不久，驻在绍兴、五夫的第一师主力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在绍兴大校场宣布易帜，打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番号，遥奉陈仪为军长。这时，孙传芳准备要杀陈仪，但他的总参议蒋百里、参谋长刘宗纪、秘书长陈訚都与陈仪有私交，他们婉言向孙传芳建议：第一师官兵对陈印象很好，可以要求陈仪出面安抚，消除敌意，勿使其加入国民革命军。刘宗纪还说：“公洽不是劝过大帅和南方联络，趁机观变，保全实力吗？如今之计，不如利用他和南方的关系作个缓冲，我们可以从容应付。”经过多方说项，陈仪得到释放，回浙江收抚第一师部队。

第一师打出第十九军番号后，进攻孙传芳驻宁海的周荫人部失败，被何应钦改编为第十五师。陈仪还没到达杭州，旅长余宪文已通电就任师长，他只得返回上海。陈仪看到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即修书规劝孙传芳悬崖勒马，与南方合作。龙潭战役后，孙传芳全军覆没，陈仪被国民党中央委任为江北宣抚使，收拾孙传芳的残部，但他没有就任。

赴欧考察

民国十七年（1928年），陈仪被蒋介石邀请到南京商谈国防建设等问题。3月，他奉蒋介石之命，在德国人鲍尔的陪同下，率考察团赴欧。沿途参观了意大利、瑞士、荷兰、瑞典等国的枪炮厂、飞机场，主要目标是考察德国，聘请德国顾问。在德期间，重点参观了塞尔多夫的火车机车厂、奥伯豪森的炼钢厂、科隆国际博览会、慕尼黑博物馆、汉堡的港口设施、耶拿的光学仪器厂、德累斯顿博览会等。

陈仪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中国的前途寄予很大希望。他在旅欧途中，随时记下自己的考察感想，取名为《随感录》。在这期间，陈仪对国家建设作了不少的设想，认为“欲建设新中国必先养成新国民”。“所谓新国民并不要新生养起来，只要请现有的同胞把不合现代潮流的旧思想、旧习惯打扫一清，输入点新知识，增加点新能力那就算新用民了”。他还指出，旧思想、旧习惯，就是“吸鸦片，爱赌博，依赖心”，“此害不除，中国民族永无出头的日子”，“简直要亡国灭种”。他说：“新知识的输入，新能力的增加，……对于人民与国家，先要有一种确切的意志，就是要使人民要有做人的生趣，国际上有国家的尊荣。这个意志确定了，我们就向着这个方向走。”

4月，陈仪在参观意大利后提出“中国宜以道德文物超越世界”的主张。他在《随感录》中说：“意大利之建筑及陈设整齐华丽，固为中国所不及，但总觉其为呆板的人工，无优美的天趣。中国文艺似宜发展天然的、典朴的、写情的特色。”并认为“凡属中国固有之器具、装饰，宜分门别类，加以一番研究改良之功夫，然后择其优美可爱者，推广于世界各国”。

9月5日，陈仪拟定了向教育部提出的五条建议：

9月25日，陈仪在“哥伦布”号上整理参观笔记时，对国家现阶段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希望在二十年内能达到“全国人民有教育、有职业、有人的生活；衣食住及日用必需品和交通、国防上主要品均能自制自用；国防稳固；学问渐能独立”。为实现这一目标，他还拟制了各种措施：在工业上，应迅速设立制铁炼钢、火药、煤气、飞机等工厂。各种工厂，最好就现有的加以切实改良。对民间工厂，要切实调查其与国防及基础工业有关系者，不问其失败未失败，由政府助其改良或收回改良。在用人上，要留意出众之才，加以充分培植，使其成大器。凡新事业、新机关之创立，宜以新人才为主体；旧事业或旧机关之改良，宜采用原有人才中操守可信、事理明白者。在服务上，要严守办公时刻。在办公时间内，来客不得冗谈。无公事来者，应于休息日，在私宅接见。职员对本职工作要随时具申意见，以资改良进步。要革除一切坏习惯和陈腐思想，务使职员脑中有新鲜之活力。在官制上，要贯彻“官不虚设，款不虚糜”，“大官不宜多，小官不宜少”的原则，权必集中，事必分掌，增加办事效率。

陈仪考察欧洲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他成立了一个商务调查部，隶属兵工署。在欧考察期间，他接触了许多中国留德学生。这些学生中不少是冯玉祥派去的。冯玉祥在国内势力削弱后，这些人在德国感到无所适从。这时，陈仪便把大批在德留学生吸收到兵工署工作，并委任留学生俞大维为商务调查部在德国的特派员，负责购买军火等使命。

主闽八载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在“福建事变”之后，陈仪被蒋介石调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10月兼全省保安司令。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又兼驻闽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此，他独揽福建军政大权八年之久。

当时，省府从委员到科员都有一定的编制和薪俸额，不能随意增加。省主席每月有特别费几万元，不经国库，由蒋介石的侍从室发给。陈仪每月可领取特别费三万元，聘请了一批顾问、参议、咨议等编制以外人员，其中最突出的有三名顾问：一个是李择一，福州人，和陈仪一同留学日本，被时人称为“日本通”；一个是陈仪的内堂弟沈铭训，绍兴人，先留日后留德，人们以“智囊”或“理论权威”相称，国民党省党部说其是“潜伏在陈仪身边的共产党人”；还有一个是徐学禹，留学德国学电机，掌管财政、建设两厅。

在组合省府幕僚的基础上，陈仪在福州创办训练所，自兼所长，大力训练县政人员，革新人事制度。他规定，凡县政府的科长、科员，以及区长、区员，都由受过训的人员充任。经过训练的人员，分发到各级机关去工作，机关的首长只能绝对服从，安排在所指定的岗位上，不许有丝毫变动。只有指挥工作的权力，没有任免调迁的权力。训练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县政人员训练系统，设有区员班、区长班、科员班、科长班、财政班、建教班。以后又扩有兵役、图书馆、卫生院长、银行、文书等班。二是警保人员训练系统，按职务分班次，训练县保安队长、警察局长、巡官、巡长等。训练期三个月或半年不等，学习内容除业务课外，主要是“三民主义理论”“总裁（蒋介石）言论”和“陈主席（陈仪）言论”等。受训人员包括现职的和非现职的，都把进训练班作为升官发财的必过之“关”。他们说：“吃苦三个月，做官得终身”，“熬得三月苦，就有快活日子过”。这种人事制度，曾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嘉奖，并作出了一套训练管理的决定，成为“全国性”的制度。

陈仪对工作人员的教条是：“公正，认真，有勇气”；“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闲空是堕落，懒惰是罪恶”，并倡导“训练干部如何做人，以移转政府风气”；“训练干部如何做事，以促进国家政治”。他一方面严格执行自己制订的各种法度，对玩忽职守、违反纪律的工作人员进行免职、停职、停止任用等惩处，一方面又对这种惩处不满意，想保护那些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他说，在政府机关里免去一个职员，社会上就多出一个闲人；在政府机关里逐出一个坏人，社会上就增加一个坏人。用免职把他们逐出政府机关大门便什么都不管，这是消极的办法。因此，他实行一种“改造”制度。即在县政人员训练所、保安处分别设立一个教养队和一个惩役队，把犯了错误应该免职而情节不严重的，于免职后送到教养队去，每月仍照规定支给生活费；把犯了错误应该免职而情节严重的，于免职后送到惩役队去，每月也给生活费。这些犯错误的干部，在教养或惩役队里，仅仅是作一些检讨，或参加些体力劳动。经过三个月或六个月，酌情处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是台湾沦陷四十周年。陈仪经南京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批准，以“考察”为名义，率福建代表团赴台湾参加日本设台总督府举行的所谓“庆祝”大会，接受了时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送的一套《台湾法令汇编》。同时还“考察”了日月潭水电站、嘉南大圳、港口设备，以及矿山、糖厂、大学、气象台等。回到福建后，他命随行人员写了一篇《台湾考察报告》，发到全省各学校和各图书馆留存做资料。陈仪的这一行动，激起了抗日民众的愤怒，众人斥责他是亲日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许多省进入全面抗战动员。陈仪不仅不作动员，而且还派省府顾问李时霖和李择一分赴香港、上海，同日本侵略者牵线。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主任委员、“CC系”成员陈肇英利用人民的抗日爱国情绪，四处攻击陈仪抗日不力。陈仪一气之下，称病上了鼓岭。后来，他在中山路泉山古迹内召开机关负责人会议，气冲冲地对大家说：“‘卢沟桥事变’后，我上鼓岭住了几天，为了冷静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局势，以决定福建应采用什么态度。我打了电报向蒋先生（蒋介石）请示，现已得到答复。”随即当场宣读蒋介石有关东南方面对日本采取缓冲态度的电报。他接着又说：“我不是不抗日，是蒋先生有所指示。”在分析情况后，陈仪再次强调：当前还不是全面抗战的时候，大家要安守本土工作，不要搞抗日运动，以免事态扩大。

10月，军统闽北站站长兼福建省保安处谍报股长张超，先后策划暗杀了福建省立医院院长黄丙丁和电灯公司的刘雅扶、刘爱其。黄是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有搞情报活动的嫌疑；刘雅扶等人的电厂靠日本发家，煤炭和设备均仰于日本，曾以公司的全部财产向福州“台湾银行”抵押，取得日本的保护。他们都是陈仪的宠信。案发后，陈仪极为震怒，召集军统、中统、宪兵负责人查问，大家都推诿不知。他为加强控制，在绥靖主任公署成立情报处，企图把军统、中统、宪兵等特务组织统一起来，并任命与张超不和的军统特务胡国振充任处长，使张超大失所望。

陈仪原对张超是很赏识和器重的。他到福建任职初期，在南京、福州与军统头子戴笠进行多次晤谈，彼此相互支持。张超被戴笠调任闽北站站长后，拼命拉拢“民军”土匪，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也办了几起大案，一时成为陈仪的“红人”。后来，陈仪看到张超跋扈骄横，独断独行，便对其不如以前那样信任。抗战发生后，张超受戴笠之命，组织“民众武装”，决定先办东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被陈仪阻挠流产。不久，张超便秘密策划倒陈活动。陈仪获悉证据后，立即下手令给省保安处处长将张超逮捕，以“破坏政令，图谋叛乱”为罪，押赴西门外刑场枪决，引起军统特务的不满。

这年冬，日本从台湾派飞机轰炸福建，但不久就突然停炸。这时，陈仪接到安藤利吉从香港转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中国敢和大日本作战，是经不起皇军还击的，现在对福建的轰炸，不过是象征性显示一点皇军的威力，整个福建省将成废墟了！你应权衡利害，不要执行南京政府作战的命令，保境安民，停止战备，严厉取缔抗日，保护日本侨民生命财产。日前暂时停炸即是给你们选择的时机。”他将这封信译成中文，派人专程送汉口，呈报蒋介石。日军见陈仪久无动静，恢复轰炸。在这种情况下，陈仪才向捷克斯柯达兵工厂购买四挺高射机枪，以作空防。全面抗战开始后，福建财政日趋困难，赤字上升。为了“开源”，陈仪决定实施“统制经济”，创办运输、贸易、企业等公司，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全部由省“统制”。但省财政还是愈感支绌，机关经费不时拖欠。他又采纳了徐学禹、严家淦等人提出的“开源”办法，如省银行发行小额纸币（分币）、包销火柴等，特别是把田赋改征实物，按照实物折价交税，以增加财政收入。

福建本是缺粮省，一向依赖洋米进口。这时，由于海口封锁，洋米运进困难，粮源一天比一天吃紧，军粮任务尤为繁重。陈仪为此大伤脑筋。有人向他反映军队购粮骚扰之事，他立即痛哭失声地说：“既要军人卖命而又没有饭吃，我怎能忍心严办！”不久，他令贸易公司组设粮食部，统筹采购供应，由省政府直接经营粮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末，福建省府从福州迁到永安，人口突增，军、政、学、民的粮食供给愈成问题。洋米进不来，邻省不肯接济，粮食价格日益上升。陈仪便决定推行粮食“公沽”政策，以渡难关。当时，省府有关业务部门对此提出了许多困难。他说：“政治上要完全有把握后才着手去办的事是永远不会有的。”并从各方面分析了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和条件，指出：“民生主义中有‘粮食设局公沽’的主张，奉行三民主义就应忠实执行总理遗教”，“收购余粮的最好办法是设立公仓，由公仓代地主收租，就可掌握全部粮食”，“贸易公司粮食部购办军粮已有相当经验，改为公沽总局，业务可算有初步基础”。他强调说：“这是新政，新政必须有新人。”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陈仪在省府成立公沽局总管处。全省余粮一律由所在各县设置县公沽局统购，禁止粮食自由流通。机关、学校和城市居民食粮计口供应。他确定先从有余粮的四十个县开始，除大城市外，只供应军粮和公教人员的粮食，对居民暂不供应。各县县长兼任县粮食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各县公沽局副经理由省训团抽调集训。但随着“公沽”政策的逐步推行，祸害日益蔓延。未建立公沽局的县，大米不让出境，重重限制，层层剥削。有的县发展成为市场上各种垄断，如国民党县党部垄断鱼市场、三青团垄断猪肉供应等等。有的新县长到任后，看到鱼、肉生意已给党、团把持，就另行垄断花生油的买卖。百姓讥嘲他们：“党团鱼肉百姓，县长从中揩油。”还有人借喻孔子在陈蔡绝粮的故事，讽刺陈仪说：“陈仪在闽，闽人在陈。”

民国三十年（1941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返回故里，听说陈仪借“统制经济”与民争利，弄得桑梓不安，极为愤怒，在省参议会发起的欢迎会上，列举粮食统制、驿运等造成的危害，批评陈仪的种种措施，为民请命。但陈仪却无动于衷，仍然一意孤行。不久，福州沦陷，各方面对闽政的责难亦日趋激烈，陈仪作为全省军政长官，对失地有责，不得不向国民党中央自请处分。9月，他被免职，离开福建，于11月到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兼国家总动员会议主任。当时，正值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病假之期，蒋介石亲自主持每周的院务会，对陈仪的意见比较尊重。孔祥熙担心大权旁落，提前销假视事，主持院务工作。不久，陈仪为减少公文旅行层次，提高工作效率，拟定了“分层负责，下放部分职权”的提案。可这个议案，触动了孔祥熙的大忌，每送院务会讨论就被压下来。在一次会上，孔祥熙又收到“分层负责制”提案，很不高兴，对着陈仪拍案说：“怎么又提出这个议案，我没见过像你这样固执的人。”陈仪也拍案而起：“我的牺牲是有限度的。”次年（1942年），陈仪被调为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

治理台湾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通过《开罗宣言》，确定战后台湾归还中国。国民政府于翌年（1944年）4月成立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陈仪兼任主任委员，主持关于接收台湾的研究和设计工作。他利用在福建任职期间，熟悉台湾情况的有利条件，广泛收集有关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资料和日本统治台湾的法令规章，加以分析研究，拟订接管计划，准备接管人员。同时，以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身份，在该团设置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就招收各机关在职人员一百二十人，依其专业分为六个组，训练四个月。期满仍回机关工作，听候召唤。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他主张“应有特殊的组织，以应付特殊的环境”，极力推行“行政长官制”，并就台湾情形提出三条建议：一、为了保证台湾不受大陆通货膨胀的影响，“中、交、农”四大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暂不插足台湾，仍运用原来的台湾银行管理金融；二、接收事宜，概归长官公署统一办理；三、无需在台湾扎驻重兵。这些意见，颇得蒋介石的嘉许。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29日，国民政府特派陈仪任台湾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司令部司令，接管被日本殖民统治达五十年之久的台湾，并负责台湾日军受降事宜。9月中旬，陈仪即设置台湾省前进指挥所，命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任主任，率领四十余人与美方柏格上校及其所属四十余人先行飞往台湾，对其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等作实地调查，并通知有关单位造报人事及财产清册，准备交接事宜。不久，美方军舰护送国民党第七十军抵达台湾。10月24日，陈仪飞抵台北。他在机场向中外人士发表讲话说，自己来台湾，不是为做官，而是为做事；对台湾的建设抱有信心，决心修明政治，铲除贪污和一切弊政；要求台湾同胞合作，共同努力建设新台湾。次日上午，他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庄严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盟军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要派美军人员飞往台湾，将战犯安藤利吉提押到东京受审。陈仪认为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自己是省的行政长官，对引渡这样重要的战犯，不能不弄清全部事实。他当即命台湾高等法院依照法律程序，对安藤利吉进行审讯。4月19日，安藤利吉自杀身死。

陈仪到台湾任职时，已经六十二岁，但精力旺盛，每天提早上班，推迟下班。他采取特殊的措施，恢复台湾的经济。当时，国民党各方面都想从台湾捞一把。陈仪对此很不甘愿，对部属说：台湾原有的生产事业，多未恢复，社会财富又长期遭受日本人的掠夺，已属外强中干，虚有其表。当局惟眼前利益是图，只想杀鸡取蛋，用各种名义和方式，从中搜刮一些东西。应付这种局面是复杂而艰难的，但我们必须沉着，非到万不得已决不退让。

台湾设置行政长官公署权力较大，可以制订不同于其他省份的单行法规。陈仪主张在政治上迅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使被压迫已久的民气得以伸张。在经济上必须先保持安定，以促进繁荣。这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台湾省当地银行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法》，规定台湾省的银行钞票，由政府分别面额，定价分期收换，其定价及收换期，由财政部公告。陈仪反对这个办法，认为这是用掠夺沦陷区人民财富的办法来掠夺台湾人民，力主维持台币及台湾金融机构自成系统，阻止法币在台流通。后来，财政部根据他的主张，又公布了《台湾与内地通汇管理办法》，规定除中央银行及委托之银行外，其他银行皆不准办理台币与法币兑换业务，想以这种办法制止法币崩溃的灾难影响台湾的经济。但不到半年，生活必需品大幅度涨价，台币亦相应贬值，引起台湾人民不满。

陈仪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台湾工矿企业生产萎缩，在每星期的行政长官公署政务会议上，都有关于工矿企业的议案。他对这个问题，不像对金融政策那样深闭固拒，而是采取合作的办法，把全省的工矿企业按其性质、设备规模，分为国营、中央与省合营、地方与民合营等类；在县、市范围内接收日本人的小企业，不适宜设公司经营的，则采取出售或租赁的办法，让归私人经营。当时，台湾的工矿企业大部分属于日本工商业主，技术人员也大都是日本人，而陈仪带去的技术人员远不足应付实际的需要。为维持企业的现状，他决定留用大量的日本技术人员。但因遭到美国的反对，除留下少数人外，其他全部遣返，影响了企业的生活与管理。

在贸易上，陈仪推行专卖或省营制度，并对部属反复强调，我们搞统制贸易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使台湾的重要进出口物资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纵，牟取暴利；二是要把贸易所获的盈余，全部投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说：“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商人们的反对，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不是为私，而是为公。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数人的腰包，而是要使台湾人民的食、穿、用等民生问题逐步获得解决。”然而这样做，引起物价日益上涨；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则乘机贪污舞弊，被法院拘押。

陈仪对土地问题很感兴趣。到台不久，他就成立台湾省土地委员会，自兼主任委员。他对土地委员说：“中央当局有出卖接收的日本人公私土地的意图，我们要研究对付办法。”经过商议，决定以组织合作农场为条件，把接收的土地无偿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但计划送到国民政府，久久不得批准。后来，陈仪几经交涉，并派员疏通，才勉强同意。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陈仪又命有关部门草拟了一个《三年自治计划》，准备在1950年实行县、市长和省长民选。同时，计划在原台湾大学之外，广设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专科学院。他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培养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但本省的一些参议员认为三年的时间太长，希望能立即实行。陈仪对他们说：“想把台湾的事情办好，我内心的着急决不在大家之下，从过去看现在，三年的准备时间，我们即使通力合作，积极努力，也是够紧的了。等到将来回忆今日，决不会嫌长的。”

二二八事件

主词条：二·二八事件

就在陈仪准备开展自己的治台抱负之际，台湾各阶层人民中早已形成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暗潮，对行政长官公署的特殊组织和行政长官的特殊权力不满。在台湾接收后不到一年，闽台建设协进会沪分会、台湾重建协会沪分会、台湾政治建设协进会、福建旅沪同乡会等团体，纷纷派代表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行政长官制，按照各省现行制度改设台湾省政府；取消专卖及省营贸易制度；禁止发行台币，打破金融汇兑独占状态；采取保护在日台籍侨胞的措施。然而均无结果。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0月，台湾光复纪念一周年。蒋介石和宋美龄飞抵台北，下榻草山宾馆。在这之前，第七十军已撤回大陆。蒋介石在询问台湾防务情况时，问陈仪是否要派军队增防。陈仪怕增加财政负担，便说以现有军警力量足够维持台湾治安，不必再派军队来了。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27日傍晚，台湾省专卖局的武装缉私人员在台北延平路殴打一女烟贩，激起围观市民的公愤，在争执中一市民被开枪打死；翌日数千人至行政长官公署请愿要求撤销专卖局，惩办凶手，结果因守卫军警开枪，引发全市暴动，蓄积的愤怒顿即迸发，并迅即波及全省各市镇，广大民众纷纷起义，反抗国民党暴政。3月4日，陈仪为了缓和局势，接见了台湾省人民请愿团体，听取了他们提出的恤死抚伤、依法惩凶、取消专卖制度、给台湾同胞重要职位等要求。当晚，他与同僚商谈这些要求时说：“我认为可行的，已电告蒋先生。”“人事问题都好商量，只要这次事件没有其他政治背景就好办了。”第二天，他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答应向南京政府建议，把台湾现行的行政长官制改为省长制，县、市长将由民选。同时，急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派部队到台湾进行镇压。

陈仪广播讲话后，台湾的紧张局势并没有得缓和，台湾人民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的统治。3月7日，他拒绝了台湾各阶层人民组织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下令解散这个委员会。8日晚，第二十一军军部在基隆登陆。当夜，陈仪对该军军长刘雨卿作了四条指示：（一）军部及直属营、连即日进驻台中，第一四六师驻台北，另一个团驻台中。第一四五师到台后，驻凤山，并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取得联系。尔后根据情况，自行调整部署。（二）在平息暴乱中，凡有抗拒者严厉镇压。（三）严密搜缴民间藏枪和其他一切武装。（四）配合当地侦察组织，秘密调查参加暴动的主要人员。随即，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数以千计的台湾人民遭到惨杀。

策汤起义

“二·二八事件”后，陈仪被解除台湾行政长官等本兼各职，至南京被聘为国民政府顾问，其后闲居上海。离任前，他沉痛地说自己的历史正是一部失败史。在上海的陈仪深居简出，广泛阅览书籍报刊，常与友人谈论董仲舒的学术思想。一天，陈仪看到中共地下刊物《文萃》上登的“台湾真相”一文后，不胜感慨地对友人说：“共产党有是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无非，自己犯下滔天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涂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人民解放军的刘邓大军渡过了黄河，直插大别山。当时，报纸宣传说有十万人，很难扑灭。而国防部长白崇禧则夸口说，刘邓军队不过三万，不足惧。陈仪说：“三万人、十万人的看法，都是从皮相上看问题。从前北伐军不过十万人，竟打垮了北方数十万军队，全在人心向背……蒋介石已失尽民心了，他有什么办法，光靠无纪律的军队，能够消灭刘邓？”他表示：“不出洋，不再做官，即令共军到了上海，也决不逃走，深信共产党不会行一不义，杀一无辜。假使我有祸国殃民的事实，也不希望共产党宽恕。”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蒋介石邀请陈仪到南京，准备任命他为浙江省主席。陈仪以体力衰弱不胜繁剧相辞，并建议起用壮年之人。而蒋介石则以“浙江情况复杂，形势日紧，需要老成”之由，一再相劝，他只好从命。同时，陈仪的学生汤恩伯就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6月底，陈仪赴杭州就职。他深知地方豪绅权势大，派系根深蒂固，抱定不得罪人的态度处理省务。他对省府秘书长、人事科长说：“地方派复杂，积习很深，不好办事，我们抱定廉洁奉公，不加重百姓负担，宁可随时卸职，也不能加深人民灾难。你们应督促各科室，平时要有准备，随时可以办理移交。”他称自己这次回浙任职“是倦鸟归林，……无如蒋先生坚决要我重作冯妇，我不得不来”。

不久，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陈仪大发感慨地对省府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国民党失败是肯定了。将来恐怕没有人有资格同共产党讲和，连张文白（张治中）恐怕共产党也不欢迎。”有一次，杜伟到上海，把陈仪的慨叹告诉了胡允恭（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排挤出党，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胡允恭说：“以我个人的看法，要是陈公洽出面去同共产党讲和，共产党可能会欢迎他。”接着又说：“陈是爱国的，他自己又不贪污，真正想做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他？”在这之前，陈仪就曾着杜伟写信，邀胡允恭赴浙任职。他听了杜伟的转告后，便直接写信约胡允恭来浙。8月初，胡允恭到杭州，陈仪要为他安排工作，并说：“恩伯说要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现在保境安民有了条件，浙江有五个保安团，我准备扩充整理，恩伯还有两个军，这样就不空虚了。”同时，还征求胡允恭的意见说，“我想请你做嘉兴专员，选几个科长，事情由他们做，你住在杭州，有事可随时商量。”胡允恭仅同意住杭州。

中秋时节，陈铭枢经胡允恭相劝，前往杭州与陈仪会见。中秋节那天，陈仪热忱招待。席间，彼此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他对陈铭枢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他再三询问：“胡先生是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代表共产党？”陈铭枢回答：“我想他应该是吧！”酒酣兴至，陈铭枢挥毫为他作书，写下谭嗣同两句诗为赠：“斗酒纵横天下事，名山风雨百年心。”

胡允恭返上海汇报后，便与陈仪直接谈判。双方订立了几条简单的口头协定：改编保安团队，准备援引解放军渡江；释放“政治犯”等。早在这年5月，农工民主党浙江地下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获，蔡一鸣等十人被捕。此案搁置多月，迁延未决。陈仪很快了结这个案件，将他们恢复自由。浙江大学有个教授经常为《观察》等刊物写文章，被杭州警察局列为监视对象。他便对警察人员训话，吩咐对学者、教授要尊重、保护。

在这期间，杭州《东南日报》记者访问陈仪，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他回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裁？戡什么！浙江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胡允恭在报上看到这些谈话后，劝他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陈仪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话。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

9月底，陈仪的旧属郑文蔚受李济深派遣，持函从香港到杭州。这封信是朱蕴山起草的，由李济深眷正在一方白绸上。他们希望陈仪响应解放军渡江。陈仪听到郑文蔚说明来意后，面露喜色，当即问：“要我做什么呢？我手上只有一个保安特务团，成不了事。不过，浙江是我桑梓之地，省民是我的父老兄弟，我岂能看着地方涂炭”。当晚，他又同郑文蔚在私邸密谈到深夜。他说：“要我为解放军作贡献，但我手中这点微不足道的兵，起不了作用，我至多只能做到不抵抗，也就是和平解决吧，为地方保存点元气吧。”最后，他说：“你知道汤恩伯和我的关系。他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会听我的话的。他放弃抵抗，掉转枪头，作用就大了。”第二天，陈仪派第三科专员给郑文蔚送去六百元旅费，并嘱咐说，解放军渡江时，请派一个联络参谋，携一本密电码，跟随我。

11月间，浙江省警保处处长毛森（曾是军统特务张超的心腹）加紧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几天之内，在富阳一带就逮捕了一百多名所谓“嫌疑犯”，并列名呈报陈仪，要求批准将这些人一律枪决。陈仪对毛森印象极坏，看了呈签后，批了“一律送政治犯反省院”几个字。毛森坚持非枪决不可，陈仪坚决拒绝说：“前方战事吃紧，后方以安定为主，不宜生事，扰乱社会秩序。”随即下令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数十名“要犯”交富阳父老领回，其余一律释放。不久，又下令将毛森率领的五个戡乱大队全部解散。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月养病”的呈文。陈仪也批了“准予长假”四个字。

这个月的下旬，陈仪将杭州警察局保警大队改编为浙江省警保处保警总队，并扩编为两个大队。他向警保处负责人指示：任何宪警不许镇压工人、学生的游行示威；不许对摊贩敲榨勒索和买东西不给钱，吃馆子不付款等；不得打骂黄包车夫；不准侮辱乡下进城的村民；没有我的命令，保警总队不得随便调动。

12月，陈仪发布了《浙江十年建设计划》。他在会上说：“以今天的时局和财力论，这个计划的实行是有困难的。但我们有了这个计划，至少可以留给后来的人做参考。”当时听到这话的人，都感到愕然。

1949年元旦，浙江省府举行新年团拜。陈仪在新年贺词中说：“新年开始，我们要去旧迎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今天总统发表文告（指蒋介石的“求和声明”），说明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中国总要革命，新的总比旧的好。辛亥革命后，比清朝进步了。北伐成功后，中国又比北洋军阀时代进步。”最后，他重复了一句：“新的总比旧的好！新的一定代替旧的。我们庆祝新年，我们一定要去旧迎新！”

1月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等为代表，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陈仪闻讯后，说：“打是打不出头的，……我相信双方都很愿意携手言和。”他听说每个代表可带三个顾问，便立即给黄绍竑发电，拟派洪集成随其去北平，以便及时了解北平的情况。在这期间，陈仪每晚都派专人收听、抄录延安的电讯。中共中央公布战犯名单后，他的部属觉得奇怪，国民党各省政府主席大都列名单上，而陈仪没有。第二天，省府有关人员将名单送给陈仪，不料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抄件，说：“我已知道了。这件事可能闹出问题来。有我名字对我反而有利哩！”

淮海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在奉化，密令汤恩伯亲赴杭州布防。在这之前，汤思伯曾返往杭州、上海数次，与陈仪商量杭州布防问题，准备调一、两个师加强杭州城郊工事设施。陈仪推辞说：“只要你们在沿江沿海能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什么仗？杭州素来是历史文物重要地，并非兵家要地，何况是国际有名的风景区，花园城市，无论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都未遭破坏。我是浙江人，在孙传芳时代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我难道今日却忍心见杭州百万乡亲和历代积存下来的名胜古迹付之炮火之中？希望你不必再提杭州布防事宜。”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各省加紧防空准备。陈仪在省府会议上说：“共产党不是日本人，我们不能以对外作战的办法来对付。国内的军事防空没有必要，可以缓办。”

1月27日，陈仪特派外甥丁名楠带亲笔信去上海，要汤恩伯准备起义。另外还在一张纸片上，分成甲乙开列五条：

甲：（1）释放政治犯。（2）停止修筑工事。（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乙：（1）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取消×××（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

汤恩伯原回答不日将来杭州，可是陈仪等了大约一个星期，还没见他来，于是再命丁名楠带着亲笔信去上海，并介绍胡允恭一起去。不料汤恩伯已将陈仪的密信，一面摄影寄往行政院，一面把原信送奉化向蒋介石告密。胡允恭到上海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后，连夜赶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

陈仪与汤恩伯的关系很深。他早年曾资助汤恩伯一百元光洋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又推荐其到南京总司令部任少校参谋。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向何应钦推荐其为第八十九师师长。汤视陈仪为亲生父亲。这次，陈仪对汤恩伯的出卖，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是我的儿子，志安场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

这年春节期间，陈仪到溪口给蒋介石拜年。临别时，俞济时出示拥蒋再起的通电稿（未公开发表）。他看后表示同意，却未签名。回到杭州后，他又接受《东南日报》记者采访，表示说：“国事至此，要有勇气认错，要有勇气改过。一字以概之，曰：变！”后来，该报记者又问陈仪有何准备，他干脆地回答说：“拿什么东西来准备？船到桥头自会直！”不久，蒋经国从奉化专程前来杭州看他，试探虚实。陈仪竟毫无顾忌地说：“你父亲最好暂时到南美去休养，等形势的变化；如果将来对他作出适当的安排，再请他回来。”

2月17日，广州行政院根据蒋介石从溪口发去的密电，宣布改组浙江省政府。陈仪和他的亲信一律被免职。他叹气说：“我一个做事一人当。”21日上午，他办完移交后，即到太平洋民众电影院参加省会各界举行的欢送会。会上，陈仪发言感谢师生，并激昂地说：“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遭叛身死

1949年2月21日晚，陈仪乘车抵上海，途中就被特务跟踪上了。第二天上午，毛森突然单独来到陈仪在多伦路的私宅。刚好，他外出探望亲友。23日上午，毛森又带领三十多个特务来到陈仪寓所，一进门就出示蒋介石的电令，即将卫士、副官缴械扣押。这时，陈仪暗示女儿陈文瑛设法通知好友，并轻轻地说：“革命总会有流血的。”24日，他被押上囚车时，回头对家人说：“我一生糊涂，只有这次做对了！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死亦无憾。遗憾的是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产，但我相信，我去后亲戚故旧是会照应你们的，你们好好生活。”

27日，陈仪被押往衢州，看管在东门开明坊一号张雪中司令部。起初，他可以同上海的家属通电话、书信。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生淡泊，别无希冀，所念兹在兹者为人民，为国家，想把我未尽之生命作涓滴之贡献。”他订了几份报纸和杂志，经常看鲁迅、茅盾的作品及中国的历史著作。

4月27月，即杭州解放的前六天，陈仪被移解上海。第三天，被绑架到台湾，囚禁在基隆旭丘宾馆。不久，又转到台北市“励志社”。关押期间，参谋总长林蔚、财政部长俞大维，以及陈仪的故交旧属，曾先后探望过他。林蔚劝他写一纸悔过书，向蒋介石认错，就会恢复自由，但陈仪决不屈服。他说：“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他不高兴，可以杀我。我已年过半百，死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林蔚说：“总得让蒋先生下台。”陈仪说：“下不了台是他的事，我没有要他把我抓起来。”后来，蒋介石组织特别法庭，派顾祝同为审判长，定他为“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这时，香港一家报纸的记者打通关节去探望陈仪，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回答说：“很光明，很有希望！”又说：“我相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我的。”

1950年6月18日凌晨，陈仪接到了执行死刑的命令。他与执行官蒋鼎文素来不和，遂看了蒋鼎文一眼，说了声“好吧”，便嘱咐随身的厨师，准备热水沐浴，从容不迫地揽镜整容，更换衣服，系好领带。随后，蒋鼎文命行刑军士捧来一盘食物和一瓶酒。他拂袖而起，说：“用不着，走吧！”两个军士上前扶持，他将两臂一摔，拒绝了，昂首阔步走了出去，上了指定的吉普车。到了台北市新店空军公墓旁，陈仪安祥地下了车，回头对执刑人说：“向我头部开枪。”便大步向前，边走边说：“人死，精神不死！人死，精神不死！”陈仪被杀害时，享年六十七岁。他的遗体由其五弟陈公亮火葬，骨灰安葬在台北。

主要影响

福建事变后，陈仪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主闽近八载，竭力革除官场积弊，建立新的人事制度，规定县、区公务人员和警察都需经过训练的人员充任，提出一套格言：“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闲空是堕落，懒惰是罪恶。”他逐渐增强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控制。推行粮食“公沽”政策，田赋征实，规定粮食公卖，禁止自由流通，城市居民食粮计口供应，以期保证军民对粮食的基本需要；在抗战时期进一步实行“统制经济”，从生产、销售到运输，全部由省“统制”，增加财政收入。他努力兴办教育，新建了医、法、农、师范、音乐等高等院校，还在全省推行国语运动。他虽然勤于政事，清正廉洁，洁身自好，但不能遏止许多官吏的贪污腐化。有些官员在执行“公沽”政策和“统制经济”等政策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米商则乘机囤积居奇，百姓叫苦不迭。受到了一些批评。

陈仪主政台湾期间，集行政、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而且有权办理中央行政。他主张台湾实行自治，草拟了《三年自治计划》，准备较快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在接收了占全省90%的工商企业、70%的土地后，在固有的金融独占体系和专卖制度基础上，他实行“统制经济”政策，省外贸易由贸易局进行，特产品及烟、酒等由政府专卖，并大量开设国营公司，推行国有化。他重视文化教育，竭力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力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奴化意识，大力推广国语，并计划增设农、商、法、师范等专科学院。陈仪兢兢业业，全身心投入公务，期求把台湾建成实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但是他独居高位，刚愎自用，对台湾的社情、民情之复杂性认识不足，尤其是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难如人意，不能体察民间的舆论与疾苦；随同他来台的部属，大都是闽地官吏，许多人以胜利者、大恩人自居，盛气凌人，贪婪腐败，作威作福，欺压民众。还由于蒋介石在大陆发动了全面内战，军需开支巨大，台湾的粮食蔗糖等大批运往大陆，本岛物价飞涨。所有这些，均使台湾本省人民大失所望，由欢欣而不满而愤怒，最终激发了“二·二八事件”。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主席。他就职后，草拟了《浙江建设十年计划》，提出了兴建铁路、开发矿产、实行“二五减租”、开垦三门海涂、发展渔业整顿渔市、开办农民学校等多项改革措施。他毅然释放了被特务机关非法逮捕的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否决了“枪决”百余名政治犯的呈签，训示各县长和警保人员要尊重爱护教师和青年学生，不得任意扣人捕人；对“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等爱国活动给予支持。他一如既往，兢兢业业，事必躬亲。

历史评价

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抗战期间期间曾接连致函电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陈述闽政苛虐，批评主政福建的陈仪，声称为“此行十余行省所未尝见”，直指“陈仪、徐学禹居心实不堪问”。后来他将50多天来在福建视察所掌握的陈仪祸闽罪状归纳为十六条，认为“陈仪之野心凶恶，尤为历来所未有”，“盖非积极攻陈仪，无可挽救闽民于水火之悲惨”。

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当天，在日记中认为此事为“公侠（陈仪字）疏忽无智所致也”。不久后，蒋介石又写道：“陈仪平日既以虚矫自饰为能，事发，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祸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罔知所极，故上周多为台变忙碌也。”

陈仪离任浙江省主席时，浙江大学教授郑晓沦称赞道：浙江大学从来没有欢送过达官贵人，今天师生欢送陈主席，不是因为他是浙江人，而是因为他爱国、爱民、爱乡里、爱护青年。”他发言感谢师生，并激昂地说：“世界不断革新，时代的巨轮总是前进而不后退，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

陈仪遇害后，当时旅居法国巴黎的翁文灏赋《哭陈公洽》诗悼念。诗中说：

海陆东南治绩丰，惊心旦夕弃前功；

试看执楫理财士，尽出生前识拔中。

一时尊贵误经纶，耿直如心有几人；

最忆巴桥廷议席，面言秦桧是奸臣。

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发奎晚年说：“有个别政绩良好的军人省主席吗？我想不到任何一位。许多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

军统特务毛森晚年“要代陈仪说句公道话，‘二二八’的账都记在陈的头上，是不公平的”，“指责陈仪屠杀台人，实不符合事实，只能说‘陈仪爱护台湾人不以其道，适足以害台人。’他的同属谅能体会得到陈仪深爱台人的史实，我不多言矣。”

中国台湾作家李敖评价陈仪：“痴心爱国，着魔而死。”在香港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专题节目中，李敖详细讲述陈仪在“二二八”事件中蒙受的冤屈，同时介绍了陈仪在主政台湾时的许多德政。他说：“我必须说陈仪没有什么错误，因为陈仪是非常廉洁的，是非常努力做事的一个国民党里面很少见的官，绝不贪污。”李敖还说：“整个陈仪的故事，在我的追查和研究之下，搞得一清二楚了，陈仪是爱台湾的，结果蒋介石把他枪毙，用来骗台湾人，把所有‘二二八’的账全部都记在陈仪的头上，这是非常不公道的。陈仪死得很英雄，他最后不肯向蒋介石认错……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提到“二二八事件”的前因，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中批评“调去增援部队”的陈仪是个“粗鲁笨拙的人”。

人物荣誉

陈仪曾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二等宝鼎勋章、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忠勤勋章、抗战胜利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及干城甲种一等奖章荣誉。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发布文件，追认陈仪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

轶事典故

陈仪在日留学期间，与当时在仙台学医的鲁迅交往较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他与鲁迅等四人在东京合影留念。后来，他们尽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两人时有书信往来，或登门晤谈，交往持续三十年之久。鲁迅曾赠他《唐宋传奇集》，他也赠鲁迅《歌德的书信和日记》袖珍二卷本。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上海。据陈仪的女儿陈文瑛表示，陈仪曾电告蒋介石，提议为鲁迅举行国葬，但蒋介石并未接受这项提议。又据陈文瑛说，《鲁迅全集》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上海出版后，陈仪曾托人购得数套，分送给福建省各图书馆及重点学校，要学校选择几篇作为教材。至于自己更是在书橱中将其陈列在显著地位，并不时拿出来翻阅。之后，因陈仪被调离台湾，“二二八”后的一连串政治整肃，鲁迅的作品在台湾遭到近四十年的禁锢命运。

人际关系

陈仪的父亲陈炳镛，字静斋，经常外出务商；母亲王氏。叔父陈荪阶，是清朝的秀才。

陈仪的五弟为陈公亮，六弟为陈公培（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八弟为陈公孚。

陈仪的原配为沈蕙，后娶日本人古月好子（后改名陈月芳）。陈仪死后，陈月芳仅得到了陈仪的住房。当周恩来听说她有意回祖籍日本，即指示上海市长陈毅，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以优厚的价格买下了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房产。陈月芳得到这笔充裕的钱后，满怀感激之情踏上归日之路。

陈仪的儿子为陈兆熙，女儿为陈文瑛。陈文瑛先后担任上海市妇联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

陈仪的外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丁名楠。

陈仪的外孙，即陈文瑛为的儿子项斯文，担任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民革》编委会委员、上海中山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等职务。

后世纪念

陈仪被害后，他的遗体被送到极乐殡仪馆，由其在台的五弟陈公亮按照他的遗嘱予以火化，骨灰安葬在台湾省台北县五股乡观音山墓地。墓形若馒头，为石砌墓，直径约2米。墓碑上写着“陈公退素之墓”六个字，时间虚写为“癸卯年四月吉日”。2014年6月22日，陈氏家属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将陈仪墓从台湾迁归杭州故里。

2015年6月25日，由浙江省历史学会、杭州市历史协会、省市殡葬协会主办的“陈仪将军追思纪念仪式”在浙江安贤园举行。随后各界学者、代表举行陈仪纪念座谈会，为陈仪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

影视形象

1999年电影《大进军：大战宁沪杭》：卢学公饰演陈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