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中国历史学家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1973-76），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1978-81），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1981-），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1986—87，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2018年8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著作译作

高王凌发表9本专著

《乾隆晚景》

比起前五十年，乾隆晚年成为乾隆朝统治最为失败，最令人诟病的一段。与前两本写法颇有不同，本书针对几种成说提出不同意见，似乎是要为乾隆帝作一点辩护：他失败的原因，或因政事废弛？或因官吏贪腐？或因和珅一人作祟？或缺乏眼光，以致失去了一个可能的机会（如在国际贸易上）？……最大的争议，可能还是在于所谓的“政事废弛”。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专制集权”，在这个广土众民、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国家，其实谈何容易？乾隆三部曲中提及的另一个人物是刘松龄，本书予以重点详述。另外，作者三十余年清史研究的方法论也得以列示，与读者见面。最终，乾隆仍不能不带着偌大的遗憾，告别这个世界，撒手而去。而我们的乾隆三部曲，也就此可以告结。

《乾隆十三年》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本书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此书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乾隆。

《马上朝廷》

乾隆朝须作分阶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书，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为三个阶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约前十五年时间；二、“乾隆中期”（即《马上朝廷》），从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几年时间。乾隆朝第一个阶段，主要还是从传统儒家的理念——如“回复三代”——来治理国家，到了第二个阶段，却更多地表现了清人统治的“满洲特性”，这不是简单的“宽严之辨”、“由宽变严”，而毋宁说是再现了他们“马上治国”的特征。本书就写的是乾隆朝这一段时间，大约三十三年的历史。以南巡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来，特别是跟“养民”相对的“教民”有关的那些内容，包括“文字狱”等不算小的题目，像写故事一样，逐段逐年一个个写下来……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度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赞助。讲述的虽是三百年前的一段历史，但通过作者的个人经历（1970年代插队和80年代参加农村改革调查），发现在许多方面，历史是相通的，问题既有一贯性，也有一致性。所以它是用新眼光对历史作出的新的阐释，也是从历史角度对20世纪中国农村变革所作的一个说明。它表明，不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何种问题，中国文化传统都有其固有的甚至是与时俱进的价值。

《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海洋出版社，1999。地区发展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中国缺乏自身的地区理论，而只是有意无意地照搬外国。本书即是针对这种情况，对中国地区理论的一个建设。书中涉及多个地区和利用了大量地方史料，并表明这些问题一如既往，也是古今密切相关，和跨越时代的

《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

海洋出版社，2002。在中国，政府—国家问题从来都具有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本书是对有关政府角色与政府作用、政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问题的一个历史考察。它力图表明，中国古代就存在一个“大政府时代”，自那以后政府的作用时强时弱，自有它的发展轨迹，也一直存在着若干的变革和尝试，……直到现代，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既是经济学的课题，也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过去人们对中国问题，有的是照搬外国理论，有的则“浅尝辄止”，停留在“字面理解”，如对土地制度中重要的地租率研究，就是租约上怎么写就以为是怎样的，而忽略了地租“实收率”问题暨农民“对应行为”的存在。现有的老一辈的研究早已指出农民不是“十成”、“足额”交租的，这对地租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农民又是如何做到这点的？……这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对租佃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所谓农民的“反行为”，讲述的是在政府—国家这一层面之下，社会一面所做出的反应和作为。过去人们以为，农民是“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上面要他怎样就怎样的。其实不然，中国农民一直有他的办法，来维系他的生活和达到他的某些目的，……直到“包产到户”的实现，这突出表现了农民此一类行为对历史的正面贡献，正是通过这样的双方互动，才实现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过去这些问题都是秘密的，甚至连“台面上”各方（包括改革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大了解，因此，它的揭示和提出，对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建设，以及“三农”问题的解决，可能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思想史丛书

其他信息

参加撰写《杜润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等

讲授课程

“18世纪，经济发展与政府作为”；

“农民、地主和地租，租佃制度新论”；

“20世纪农村变革：（上）集体化，（下）包产到户”；

“西方史学史研究”。

出版图书

研究项目

参加中国－斯洛文尼亚科学合作项目，研究乾隆朝钦天监正、传教士刘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