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先，四川成都人，专家，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起与美国硅谷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了金门桥科技发展中心，集中全力推进新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的开发。
个人生平
1934年8月6日生，四川成都人
1951年-1952年 四川大学物理系（一年级）
1952年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1958年12月，留学前苏联（5年半）
1952年-1953年 在北京留苏预备部学习俄文
1953年10月-1958年12月
在
前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留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代表中方留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毕业演讲，并受到当时苏共总书记
赫鲁晓夫接见。
1958年2月-1986年 在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创建合肥等离子物理所（核聚变科研基地）。
1959年，获得莫斯科大学毕业证书。
1959年-1966年 在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理论物理、激光新型半导体等新领域的研究开拓工作。
1970年-1986年 发起国内核聚变研究，在中科院物理所建立了国内第一个
托卡马克装置（6号），后来在合肥建设成功中科院的核聚变基地，该基地直到在规模和水平上均为国内之冠。1999年起任该基地客座研究员和高级顾问。
1978年 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教授级），同时提拔的还有
陈景润等；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第一批经国家学位委员会审定为博士生导师。
1978年-1981年 三次访问美国，受美国“硅谷”现象的启发，在1980年10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并身体力行成立了“先进技术服务部”。
1980年-1984年 由于“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在中科院引发了争论，中央政治局领导做了明确批复，肯定“陈春先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此举大大推进了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并导致后来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和中关村园区的成立。陈春先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86年 调离了中科院，全力从事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1997年10月 被聘请为北京市科委科技创业中心高级顾问。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出席了聘请仪式。
1998年起 与美国硅谷的企业家和科学家共同发起成立的了金门桥科技发展中心，集中全力推进新技术产业重大项目的开发。
2002年 发起创立了创业咨询机构：陈春先工作室。
2004年8月9日凌晨去世
个人评价
8月9日凌晨，北京中关村。有“中关村第一人”之称的陈春先辞世。这一天，他70岁的生日刚刚过去三天。离开中关村，陈春先的灵魂一定依依不舍。
两年前，68岁的他成立了自己的新公司“陈春先工作室”，一家服务于创业者的中介机构。
他曾微笑着对记者说：“从退休到真正不能工作还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完全可做很多事。”“毕竟我有这么多经验，可以教给后来者。”
去逝前三天，在亲友为他组织的生日聚会上，他还说自己要再活20年，干到90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陈春先是中关村的创业斗士。这个当年中科院著名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在首先提出要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后，就走上了一条与科研完全不同的实践之路。
他创造了很多历史，为后来“两通”“两海”的诞生、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形成，以及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铺下了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然而，“秀才创业，十年不成”，陈春先的创业经历坎坷重重，连他自己都承认“我办的公司从来都没有搞大过”。
即便如此，他还是屡败屡战，不肯罢手。
体制之缚
陈春先的“创业”始于1980年代，当时，他已在中科院做了20多年的科学研究，是中国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
1980年，陈春先有机会三次考察美国硅谷，美中的巨大差距刺激了他，归国后，他提出“科技成果扩散试验”，探索加快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新路，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硅谷”等主张。
此后，他率先将设想付诸实施。当年12月，他与纪世瀛、崔文栋等人带领十几个中科院的学术骨干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
那是一场体制外的“实验”。虽然“服务部”每年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能够给业务骨干每月发10多元的津贴。但是，它的运作与分配方式与传统科研体制“水火难容”，陈春先和他的“服务部”几乎被由此而引发的舆论旋涡所吞没。
据陈春先的儿子陈新宇回忆，当时，陈春先经常在家里和一位“所长叔叔”通电话，交谈的内容都是对“服务部”的不同意见，两个人争吵得很厉害，最严重的时候，陈春先的声音都哽咽了。
“我当时很小，还不太懂他们说的话，只是觉得奇怪，平时私交很好的两个大人，怎么也会像小孩子一样闹意见。”陈新宇说。
很快，有人公开批评“服务部”，说他们“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最终，为了澄清自己的“经济问题”，“服务部”被封门查账。业务骨干备受打击，“服务部”面临解体。
但是，陈春先的实践顺应了当时“搞活经济”的总体方针，他的尝试通过新华社内参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胡耀邦、
胡启立、
方毅等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认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至此，“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指导思想正式确立，中关村科技创业的政策活水也从此引入。
个性之累
科技创业的大环境似乎在转暖，但是，当时科研体制的小环境依然僵化，陈春先觉得在科学院的体制内不可能很好地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决定脱离科学院。
1983年，北京中关村花园路6号，陈春先和他的创业伙伴创立了“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这是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
当时，一个很有前途的科学家，离开中国最高的科研机构，放弃编制，放弃学术地位，放弃保障，简直是不可思议。
谈到父亲当年的举动，陈新宇说：“当时有机会出国看到中国与西方存在这种差距的人不少，有这个看法（改革现有科研体制，寻找更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人也不少，但是，很少有人真正去做。但他就去做了。”
从这一点上看，陈春先将他的后半生完全交给了创业，也算是为他的性格所累。
据说，陈春先从小接受的是一种近似美国式的教育。他的父亲陈之长早年留美，回国后曾担任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对他的教育颇有些放任自流，很重视培养他的兴趣。他中学时代的几位老师引导他对数学、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陈春先小时候动手能力就很强，1949年，15岁的他自制的收音机甚至听到了开国大典的广播。
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形成了陈春先兴趣广泛、思维活跃、敢想敢做的性格。在后来的学术之路上，这种特征曾成为他的突出优势，也是引导他放弃科学院，投身创业的内在动因。
陈春先曾对媒体说过：“我在科学院是公认的思想活跃者，而且是公认的敢打敢拼的人，要不我也不会到美国，看了硅谷，回来就要在中国办硅谷。”
但是，在创业过程中，他这种敢于实践的性格的另一面——急于上手，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也显现了出来。
“华夏所”的业务模式仍然延续了当年“服务部”的做法。它利用人才优势和机制优势，曾承接过中科院委托的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项目等重要工程。
但是，它最后还是在市场的风险中倒了下来。因为与中科院器材供应站一个300多万元的合同纠纷，“华夏所”陷入了长达5年的诉讼之中，最终成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遗憾。
转变之苦
客观地说，陈春先在中关村的两间木板房里做成第一笔电源生意的时候，市场上可以说没竞争对手。他后来的种种失败虽然与当时的体制和环境有很大关系，但是，对市场判断的失误、管理经验的缺乏才是更主要的原因。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陈春先得到多家金融机构的支持，以“金融租凭”的形式引进设备，成立了“华夏硅谷公司”。这个公司曾经是中国最早做大规模信息加工的企业。
资料显示，当时，华夏公司有100多位操作员，每输入1000个字符收入为0.4元，如果项目进展顺利，每年收入可达几十万美元。
陈春先对这个项目非常乐观，他把所赚的钱都投入到新式设备购进上。但到了1989年，市场突变，国外订单被取消了，项目萎缩了。他曾对此进行反思说：“我们当初选择了增值不高、科技含量不高的数据录入可能是个错误。这样的项目抗风险能力必然很弱，但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本身的风险又会很大，这个矛盾现在也在考验着企业。”
1993年，陈新宇开始介入父亲的华夏硅谷公司的业务。在他的印象里，公司当时多元化很盲目。陈新宇说：“父亲的兴趣太广泛了，往往是他觉得这个项目挺好，就投资做了，可是后来从市场的角度看，有很多项目出现决策失误。”
“那时，我进入公司负责开发一个语音寻呼机项目，针对当时汉字寻呼机价格较高的情况，此种语音寻呼机成本降低了60%。”由于亲身参与，陈新宇对这个项目的过程记得非常清楚。
据说，华夏公司为此项目投入了200多万元。但是在市场调查时，他们受到“当时看好语音寻呼机的小寻呼台的误导”，忽视了语音寻呼机的使用率较低，容纳用户数量少，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的弊端。1995年，随着行业竞争加剧，普通寻呼机价格不断下跌，该项目寿终正寝。
由于对集团化公司管理经验的缺乏，华夏公司内部一度非常混乱，在经济活动中纠纷不断，债务不清。
后来，陈春先曾说：“办好公司的企业家大都是搞营销、搞金融、有很强管理能力的人，而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他也承认，在商场上他一直是不太成功的。
他曾分析过自己失败的原因：“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深入改变，这要比年轻一代更困难一点。”